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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的起源》读书报告 《西方科学的起源》是美国学者戴维·林德伯格的著作，林德伯格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著名科学史教授，曾任人文研究所所长，作者本人于1999年获世界科学史界最高奖项——萨顿奖章。本书有一个很显眼的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持非连续观的一派人有一个观点，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它认为，一套全新实验方法的发现与运用，恰恰是区分17世纪科学和中世纪科学的分水岭。而在克隆比捍卫科学发展连续观史，其立论的核心就在于肯定实验方法初创于中世纪时期。现在看来，这两个观点都严重地夸大了事实如果这场争论很容易得到解决，它早就结束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这类问题的确切答案可能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即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亚里斯多德毕达哥拉斯的这是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我们的不确定也来自于亚里斯多德可能并没有充分理解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说或没有完全公正地对待它。毕达哥拉斯派是否完全相信物质性的东西就是由数构造出来的？或者，他们仅仅是要声称，物质性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数的属性，通过这种属性就可以洞见事物的本质？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确定的答案。对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一种明智的理解是：在某种意义上，数首先出现，其他所有事物都是它们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数就是基本实在，物质性的东西从数中获得它们的存在，至少获得它们的属性。如果更谨慎一些，至少我们还可以断言：毕达哥拉斯派把数看作实在的一个根本方面，而把数学看作探究这种实在的一个基本工具。倘若我们根据现代物理的准则来评判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或许就会觉得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傻瓜，没有能力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是理智的结论。但倘若此时我们根据的是这一理论所意欲回答的问题、期望它所符合的标准、以及期望它所纳入的更广大的理论框架，我们的判断就会大不相同。这一考虑到事物来龙去脉的能力，是正确的历史实践之核心，也是在人类活动其他领域做出合理判断的必不可少的技能。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给过去打分，而是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