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日本经济及其经济政策.doc

转型期的日本经济及其经济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变动一直是世人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80年代末还在为人津津乐道的日本模式，现在似已成为千夫所指的罪恶之源。 一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相应体制的适应与否，当现行体制成为其发展的桎梏时，就必须对该体制进行调整乃至变革，而这种调整或变革一般是通过政策的运作实现的。因此，在考察分析当前日本的经济问题时，不能不对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予以格外的关注。 一、近代史上第三次转折 无论从横向的国际比较，还是纵向的历史演进看，世纪之交的日本经济都处在一个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之上。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信息革命的飞速进展和经济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向日本提出了新的严峻课题，那就是如何适应变化，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经济体制。与其政治体制的调整相伴，日本已进入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历史转折期。 近代日本的第一次转折是明治维新，它使日本改变了以幕藩体制为基础的封建制，代之建立起天皇制君主立宪的近代政治体制，以及保存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一改革虽不彻底，但却使日本免遭欧美列强的吞噬，成为亚洲唯一的“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次转折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但若追溯其转折的起点，则是在大危机时代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1927年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日本的打击甚重，以致使日本作出了如下选择：政治上右转并最终建立了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专制体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大规模外侵；经济上则本着“战时总动员”的精神，在否定自由竞争的同时，全面建立起战时经济统制体制。 战后初期美国主导的农地、财阀解体和劳动改革一定程度地改变了战前日本的经济制度，这些改革的重大意义及其成果可以将战前与战后的日本划出一条明显的界限，它是主张绝对“连续说”的论者所无法回避和解释的事实，也是视战后体制与“40年体制”为同物的论者所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同样的事实是，战后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动日本的官僚制及其官僚队伍，也未从根本上触动战时形成的金融体制及其金融机构（殖民地银行的废除另当别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计划性指导、官民协作方式、财税金融制度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制度（所谓三种神器）等战前、战时出现的“制度”和“习惯”，毋宁说大量得以保存并巩固下来，这又给坚持绝对“中断说”的论者提出了难以解释的问题。 本文对第二次转折的理解是，这次转折起因于“市场失灵”后对政府作用的期盼，而政府干预的增强又是在战争这一特殊时期展开的。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若干制度上的变化被冠以“40年体制”之名。这一体制经战后经济改革发生了部分变化，但另一部分则保存下来，因此它是一个既“中断”又“连续”的过程，这种中断和连续的产物便是形成了“55年体制”，它成为支撑战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性基础。 战后日本的这种“官主导”、“赶超型”经济体制，曾使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种体制之所以有效，重要原因是战后日本曾具备若干“落后有利”的条件。如一定的工业基础，廉价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技术差距所蕴含的生产跳跃性发展的可能性，美国的扶持及其对日本自利行为的容忍。然而，当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这些内外有利条件逐渐丧失，习惯于“搭便车”的日本必须靠自己的双腿走路，而这却是日本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初体验。正因如此，当80年代美国进行新一轮结构调整并悄然掀起一场信息革命之时，日本还在为其独特的“赶超型”体制自赞自赏，陶醉于虚假的泡沫繁荣之中，到泡沫经济崩溃、自民党政权垮台后翻然猛醒之时，日本已较美国整整慢了一个节拍。至此，日本才真正认识到，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历史转折不可避免，它将被迫进行第三次改革，其成败则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命运。 二、转折期经济政策的混乱 实际上，从宏观的角度看，当日本加入发达国行列并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之后，第三次转折就已开始成为其主要政策课题，因为在以往的体制下若干有利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以往日本之所以能“搭便车”，既有美国的冷战需要，也有富者对贫者的宽容，而在冷战结束、经济上日本已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时，搭便车就困难了。美国的对日贸易限制及其日益强烈的开放市场要求便是例证。然而直到80年代中期，日本陶醉于稳定的繁荣，并未迈开改革的步子，丧失了体制转型的良机。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迫于欧美的压力，在扩大内需和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口号下，仓促开展了金融改革，先后取消了若干对外国在日本开展金融业务及投资活动的限制，同时实现了国内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取消战后以来严格实行的金融机构分业限制，允许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机构相互参入对方业务领域乃至相互收买，允许信用组合、劳动金库等金融机构从事外汇买卖及债券、股票的买卖业务，从而打破了分业限制，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