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东西洋次数研究 （09年8月版） .doc

鄭和下東西洋次數研究　（09年8月版） 　　 ——兼論明代東洋、西洋範圍 　　 施存龍　 　　所謂郑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是指明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率領庞大船隊向南西遠航，按通常“鄭和七下西洋”的說法是首下西洋。然而，學術界20多年來，常見有人提出“八下西洋”“九下東西洋”乃至“十下西洋”，還有稱“鄭和下南洋”，並且都有一定史料根據。這些都涉及到鄭和首航始于何时？到底有多少次遠航？“七下西洋”是否確切？當時中國對海外交通中的“東洋”“西洋”“南洋”地理概念範圍如何？特別是將2005年定為600週年是否妥當的前提大問題。這就是本文要探討解決的問题。也是為什麼要列為系列研究中第一個命題。 　　一、鄭和航海時期的東洋和西洋 　　 我们中国人对国土沿海和国际海洋的区域概念和称谓，古今不同。清代以来，我们以长江口为界，以北海的区称北洋，以南海的区为南洋。故海军分别称为北洋水師和南洋水师；水运业也分为北洋、南洋航区，一直沿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对国际，南洋，却常作指东南亚乃至扩指印度洋；西洋是指欧美所处的大西洋，我儿时所唱的抗战歌曲，东洋是指日本国及其海洋。但古代与我们很不相同 隨著中國海員向海外交通的探索實踐，中國人在宋、元時已經有了國際貿易水運上海區範圍劃分概念记载。它以中國為本位對已知世界的海洋和沿海國家的認識。由於唐宋海外貿易港以廣州為主，元代以泉州為主［１］，所以實際上東洋和西洋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大東洋、小東洋等，是以廣州或泉州為基點，按航向、針路（航海羅盤所指航路）實際而劃分的。 　　西洋、東洋，在元代航海文獻中已屢有出現。如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多處提到“西洋”，苏祿條有“西洋之地三港”，龍牙門和北溜兩條均有“舶往西洋”，舊港條有“西洋人”，甘埋里條有“商販于西洋互易”等語。［２］在元代周致中《異域志》內列有“西洋國”，稱該國“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所織綿布絕細”［３］，指的是馬八兒，見《元史·馬八兒傳》，即今位於印度東南海岸Maabor。［４］ 　　東洋一名，現在能見到的，最早文獻為元代大德年間陳大震《南海志》（施按：專指廣州南海縣誌）。其中將東洋各國劃分為小東洋和大東洋各國［５］，從國名考證，多為我們今天習稱的南洋或東南亞各國。如小東洋主要指今菲律賓諸島和加里曼丹島；大東洋指今印尼諸島。［６］ 　　明代初期，鄭和航海時期所謂的“西洋”“東洋”是繼承元代而來的。但是，不同的歷史時期，同一名稱的東洋、西洋，其內涵範圍並非一貫相同，而是動態的，不能不注意。不但明代與元代有所不同，而且就是明代前期與後期也有變化。“西洋”在明代人笔下也写作“西海”。如巩珍《西洋番国志》“天方国”中称郑和等人于“宣德五年，钦奉朝命开始遍谕西海诸番”，即是实例。 當代中国不同學者認識上還有差異。如洪建新先生《鄭和航海前後東、西洋地域概念考》，認為明代鄭和時仍與元代一樣，以馬六甲海峽西口的韋島（Pulau We）為東、西洋的分界點，明萬曆四十五年時張燮《東西洋考》以及據其編寫的清初成書的《明史·婆羅傳》是不足以代表鄭和時代的。《東西洋考》卷五稱“汶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並將交趾、占城、暹羅、加留吧、柬埔寨、舊港、麻六甲、亞齊、柔佛、文郎馬神、地悶等國列為西洋列國，而將呂宋，蘇祿、貓里務、美洛居、汶萊、雞籠、淡水作為東洋列國。洪認為該書所舉“西洋”各國全在馬六甲海峽之東，是一種較狹窄的航海範圍，它不但不能與明初鄭和船隊的活動相比，就是與明末崇禎十二年成書的航海指南書《順風相送》所述航行範圍比也狹小。張燮所謂的西洋，沒有說到今印度洋地區，而是縮到馬六甲海峽以東，僅把今南海和爪哇海的西部稱為西洋。張眼光中的西洋範圍比明初大為縮小，其原因是他書中僅記述以福建澄海縣月港部分航海者的看法。但因《東西洋考》一書名稱，易使人誤解為是對明代航海乃至對鄭和下西洋的總結，引人誤入歧途。認為應按與鄭和同伴下西洋的馬歡《瀛涯勝覽》所說為準。該書爪哇國条稱：爪哇“地廣人稠，實甲兵器械，乃為東洋諸番之衝要”，肯定了爪哇屬東洋。對東、西洋分界點，定在爪哇西北方的蘇門答臘島的最西北南渤里。“南渤里國”條說：該“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名帽山，其山之西亦皆大海，正是西洋也。”（蘇繼廎認為帽山指今韋島）“古里國”條稱“西洋大國正在此地”。記載永樂時政事的《明成祖實錄》記有“西洋忽魯謨斯”地名，它位於今波斯灣灣口。總之，他認為鄭和航海時的東、西洋劃分，以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韋島為界，其東即東洋，闍婆（爪哇）、南渤里（蘇門答臘島北部）兩國應屬東洋範圍；其西大洋即西洋，瑣里（今印度東南海岸）、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忽魯謨斯，因地名前均加“西洋”兩字，故均屬西洋範圍。［７］當然這是一家之言，還有他說。如《古代南海地名匯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