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的研究：两种范式.docVIP

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节译) 斯图亚特·霍尔(S·Hall)　陶东风译 关于文化主义的范式 在严肃的、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工作中，没有绝对的开始，也很少有不间断的连续。相反，我们发现的是不整齐但又具有特征性的发展的不平衡。重要的是有意义的断裂--在此，旧的思维路径打断了，新的与旧的因素围绕一系列不同的前提与主题重新组合在一起。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问题意识(Problematic)，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是，它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问题(questions)却不是在这个时候才被第一次提上桌面。情形恰好相反。有助于这个领域出现的两本书--霍加特(R．Hoggart)的《识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以及威廉姆斯(R．Williams)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都是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work of recovery)--虽然方式不同。霍加特的书涉及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的论争，而威廉姆斯的书则重构了一个漫长的传统--他称之为关于一系列重要的、连续的，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的回应的记录，并通过揭示变迁之本质的方法，来提供一种特殊的地图。这两本书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决裂比对它的继承还要重要。《识字能力的用途》一书反对当时的文化争论模式--这种争论总是围绕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区别展开，转而集中解读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文化与社会》在同一时期建构了文化一和一社会(culture-and-society)的传统，在此书之前的另一本书《漫长的进化》(The Long Revolution)中，威廉姆斯清楚地指出：文化一和一社会的反思模式只能通向一种新颖的分析类型的转向才能完成与发展。《漫长的进化》一书的好的部分与差的部分都来自它与传统的思维方法的决裂。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书的情形同样如此。在它对于文化、经验、意识等问题的突出方面，在其对于能动性的强调方面，它也表现出了决定性的决裂：与某种类型的技术进化主义(technical evo1utionism)的决裂：与还原的经济主义(reductive economism)的决裂，以及与组织决定论(organizational determinism)的决裂。 在《漫长的进化》中，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把文化加以理论化的方式： 第一种把文化与一整套可以获得的描述(available descriptions)联系起来，社会通过这种描述得到理解，并且表达着自己的共同经验。这种界定采用了较早的对于观念的强调，但是对之进行了一种彻底的重构(thorough reworking)。文化的概念本身被民主化与社会化，它不再由一?quot;最好的说与思--被认为是人类获得的最高的文明成果，是完美的理想--所组成，即使是在较早的框架中占有特权地位的艺术--文明的最高价值，现在也被重新界定为仅仅是一般社会过程的特定形式之一：意义的赋予与形成，同时也是共同的意义(commonmeaning)，即共同的文化的缓慢发展。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文化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的(ordinary)。即使是文学作品中提供的那部分最高级、最精致的描述，也只是创造着惯例与机构的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个过程，由共同体所尊重的意义才得以分享并变得具有活?quot;。因此，不存在把这个过程剥离其他历史过程的方法，相应地，也不存在把各各种描述之间的交流（communication of descriptions)与其他事物分离开来或进行外在比较的方法。 对于文化的第二种理论化的方法是强调文化与社会实践相关的方面，这种强调更加人类学化。从这种强调中产生了一种更加简单化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威廉姆斯把文化概念的这个方面与这个术语的更加描述性的、文化人类学的用途联系起来。但是对于我来说，早期的定义是更加核心的定义，生活方式可以综合到其中。关键点在于通常被分开的诸种要素与诸种社会实践之间的积极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被界定为对于总体生活方式中诸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文化不是一种实践，也不只是对于社会习惯与民俗(mores and folkways)的描述体系--就像它在人类学的某些类型中那样，它卷入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的总和。1文化是这样一些组织模式、这样一些特定的人类能量的形式：它们存在于我们的所有社会实践中。对于文化的分析因此就是去尝试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2它开始于发现一种特定类型的模式，但是人们不是在单独的艺术、生产、贸易、政治以及家庭的兴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