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私人藏书楼.docVIP

古代私人藏书楼 关键词 私人藏书 藏书楼 中国的藏书观念是以藏为主、为藏而藏、藏而不用；谈论古代藏书楼也多批判其保守的一面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通常认为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是“秘而不宣”、“藏而不用”的，事实上，对藏书出借持通达、开明态度的藏书家历代不乏其人，魏晋南北朝时的崔慰祖可算早期代表。《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记载：“(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其后还有五代时期的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宋代的宋敏求，家有藏书三万余卷，多精审之本，其豁达肯借著称于时；同一时期的闻人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其“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明清时期的岳浚为抗金名将岳飞九世孙，积书万卷不吝借人，故“一时名士多游其门”；曹溶写成《流通古书约》一卷，首次提出古籍流通法，立约促进图书流通；顾陛升认为其藏书若能为他借，则书得其用，非徒藏书虚名，故其家门庭若市，借书者几乎无日不有；蒋风藻“辄假借不少吝”；季文田“许通假”……，皆系古代开放藏书的藏书家。 更重要的是，据史料发掘，我国古代还有一些私人藏书家辟出专室，供众人借阅，有些还要代办食宿。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的范蔚。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范蔚“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此后各代都有此类代表，如五代时期德窦禹钧，“聚书千卷，礼文有行之儒，延置师席。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江州陈氏“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肆业于其家”。到宋代，胡仲尧家“有华林山斋，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生徒”。蔡瑞“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北宋建昌人李常(字公择)，也曾将自己的李氏山房藏书九千卷捐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僧舍，供众阅读，苏子瞻曾撰《李氏山房藏书记》表扬之。明末清初更是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营建用于向贫寒学子提供阅读的私人藏书楼，如徐火勃的红雨楼、周永年的籍书园、孙衣言的玉海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国英的共读楼、黄澄量的五桂楼等，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是古代开放私人藏书楼中的佼佼者。至清代则更为突出，丁雄飞的古欢社、陆心源的守先阁、黄树谷的广仁义塾、张敦仁的六一堂、孙星衍的孙氏祠堂等均列其中。 通过分析这些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楼主人的开放思想、开放行为和实践，阐释这种致用开放思想为藏书家自己、乡邦文化以及后世带来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我国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起源和发展，为引导和促进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基础。 2古代致用开放私人藏书楼主人的开放思想与行为 中国私人藏书经过长期发展，到明清进入全盛时期。秘惜珍藏的保守派私人藏书家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其珍秘之善，保管之严超越历代，甚至出现了严格执行族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天一阁。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开放意识的私人藏书家们，从书厄或切身体验中清醒地认识到，要使所藏文献共用、共享，才能提高其利用价值。他们的开放思想和理念，依据史料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储书供众”、“互借共读” 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家们普遍认为藏书不应是私有财产，应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藏书除藏书家本人及家族利用外，更重要的是为天下人共同使用。藏书家李如一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建造“得月楼”，允许所藏普通书籍出借。清代孙衣言建造“玉海楼”，张贴通告：“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供有需要的人不仅“恣其阅览，且供膳宿”。充分发挥藏书的价值，张金吾更是“乐与人共，有叩必应”，指出：“若不公诸同好，广为流布，则虽宝如球壁，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余又何裨?”周永年则认为如果能将私人收藏公开，那么“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将自己一生辛苦积蓄的万卷藏书全部公开，以“招致来学”，并把他的藏书室命名为“藉书园”，藉者借也。至清道光年间，内阁中书国英将这种“天下共读”思想推向极致。国英鉴于保守藏书家将自己的所藏“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于无书可读”的状况，建藏书楼五楹名曰“共读楼”，意即将藏书让大家共读。谈及为什么这样?国英说：“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成己成人，无二道也。”“成己成人，无二道也”道出了这些推崇“储书供众”、“互借共读”的藏书家们的肺腑之言。 2，2“传布为藏”、“流通开放” 主张致用开放的藏书家们普遍认为，流通藏书是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根本有效、切实可行的途径，批评保守藏书家们“知秘藏之为守，而未知广传于世之为善其守也。”所以，他们主张“传布为藏”，认为“贤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