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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 张家勇 西南财经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名誉权/舆论监督权/价值取向/依法治国 　　内容提要: 作为现代社会权利冲突现象的一个生动体现,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的冲突在我国正日益受到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我们的法官在面对此类案件时,将如何在相应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作出公正的判决?在分析比较了国外立法并权衡了两种权利背后的利益之后,我们会发现,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即在于结合一定的社会背景确定一个合理的价值取向。 　　一、由一个案件引出的问题 　　1999年3月5日《,四川法制报》在“舆论与监督”栏目刊出一封题为“安岳县有人非法购买选票当选乡长”的群众来信,附编后“请安岳县人大与县委组织部调查处理此事”。四月八日,该报又在“舆论与监督·回音壁”以“所谓破坏选举之事并不存在”为题刊出安岳县人大与县委组织部的公开回函。几日后,来信中被点名涉嫌贿选的汤泽光、李胜富、陈友贵三人同时向安岳县法院起诉,状告《四川法制报》侵害名誉权。 　　案件经安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胜诉。一审法院认为:“该报发表了内容严重失实的报道,致使原告受到了明显低于其所应受到的社会评价,在客观上对原告构成了名誉侵权。”二审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定原告诉《四川法制报》侵害名誉权不成立。法官阐明改判理由:“法律既保护公民个人的名誉权,也要保护新闻的舆论监督权,当这两种都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在同一时间发生时,就必然有一个法律向哪一边倾斜的问题。该案中,由于报道是公益性题材,是涉及政治法律的事件,因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法律保护向新闻监督权倾斜。” [1] 　　这是一起相当典型的因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相冲突而导致纠纷的案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正是现代社会法律视野中甚嚣尘上的权利冲突现象的一个生动体现。众所周知,名誉权作为特定主体(自然人和法人)所享有得依法反对不合理降低其社会评价之任何行为的权利 [2],它是具体人格权中包含内容最为广泛的一种。名誉权在最普遍意义上的功能即在于对特定主体“私”的人格利益的保障。与此相对,舆论监督权究其本质,则是一种由多数法律主体的知情权、言论表达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等综合延伸而成的一种具有相当社会色彩的公众性权利。基于权利本身的特性(诸如主动性、扩张性、不可侵性等)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而导致的权利行使空间的日益拥挤、交叉甚至重合化,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冲突、对抗,这并不足奇。就法哲学角度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之所以存在,也正是基于这样两点:一、对权利的确认;二、对权利冲突及更广义上的侵犯权利行为的调整。就此而论,对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的冲突调和,当然构成法律调整的内容。然而,面对权利的冲突,审判级别上的高低并不当然意味着与裁决合理与合法性间的距离。就前述案件的审理而言,两级法院对同一案件作出迥异判决,不能不引发我们这样一些思考: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个定性定量的轻重之分?法律和法官如何面对出现在自己视野中的权利冲突现象?(这里的“各自”在大多数情形下能以“同一”替代,但法律文本的僵硬性,滞后性及法官判案时面对生活的鲜活性、多元性注定了这种“替代”的不可完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适当地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不仅必须,而且是必要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及其极端化后的本位思想是此消彼长?对立统一?还是殊途同归? 　　循着上述问题的影迹,在本文的以下部分,笔直将尝试置身于法学与法律的双重领域,围绕着一、二审判决,分别从比较法、问题的对策、问题解决的现实意义等方面对名誉权、舆论监督权及其冲突作一番比较详细的阐述。 　　在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以下问题作个交待: 　　1.基于本文主旨所限及自然人名誉权与法人名誉权(商誉权)在内容与调整方法上的巨大差异,故本文凡无明示,所指名誉权皆限定为自然人名誉权。 　　2.对于舆论监督权,目前学者并未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定义,笔者参照国内外学者的一般见解将之定义为:社会公众、新闻媒体所依法享有的依靠大众传媒或其它方式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批评和揭露,从而借助舆论压力使上述不良现象得以纠正和处罚,最终实现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一种权利。广义的舆论监督权包括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公民个人对公共事务的批评建议权,政协组织的参政议政权等等。但本文所采舆论监督权,仅指狭义而言,即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 　　二、比较法上的考察 　　(一)美国 　　作为典型的普通法国家,美国在处理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冲突时,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判例确立了解决冲突的一系列准则,另一方面又颁布了相应的法条进行规范。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或出版自由的任何法律……。”为了使公众能更广泛地收集政府的信息,美国于1966年制定了完备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