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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 　　从中国书法史看，文字的书写在漫长的演变之后，从东汉末年开始在观念上产生了某种崛起的契机。这是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先秦到汉，各种金文和刻石上的汉字已具有明显的艺术意味，但尚未被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分化开来，开始各走各的路。这种变化，是与西汉大规模发展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西汉王朝文字的书写和应用空前频繁起来，朝廷据《尉律》来课试选拔精于八体书者，任以郡县和中央各机构的文吏，吏民上书奏事，如文字不规范，则举其事而纠其罪。《尉律》虽在汉武帝以经艺取士后舍而不用，但朝廷对文吏升迁，“能书”却一直是考核的一项。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了汉代人对书法的重视。为了书写的方便快速，字体冲破了秦代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样的写法，文字书写的好坏也成为做士人的一个必备条件，从而又使文字书写开始与文人的生活情趣联系起来。这就是书法在东汉末年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条件。 　　东汉末汉字书写的艺术自觉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去考察：第一，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皆已出现，使书法具备了形式方面的条件；第二，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过去是含糊地交杂在一起，到了东汉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第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第四，在这个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本文拟着眼于上面四个标志，对东汉末书法艺术自觉的背景进行研究。 　　一、五体的完备 　　两汉是各种书体孕育、产生和演变的时期。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在笔法和形体结构上，与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相比大为丰富。而篆书在汉代已不是实用性书体了，它只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上使用。 　　（一）隶书写法的完成早在秦朝时，日常使用中已产生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隶书。当时奏事、官狱繁多，而隶书书写因方便、简易被广泛使用。隶书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汉字书写方式。与篆书的不分起止、没有首尾的线条相比，隶书的线条起止分明，且充满了提按顿挫的运动感。这种新书体一出现就迅速地代替了篆书，除了实际应用方便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它加强了书写者对笔墨趣味的体味和把玩。从西汉简牍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篆书的图案意味被迅速地弱化，渐渐形成了汉代隶书的基本造型和用笔方式。在汉代，隶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由西汉早期偏于纵势的古隶演变为有明显波磔而偏于横势的隶书。这种习见于东汉中后期碑刻中的隶书，即后人一般所称的八分书。 　　东汉中晚期是隶书的全盛时期。碑刻是东汉书法的主要遗存，东汉人立碑的风气，与这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谶纬学说的社会氛围有关，文字的刻石具有某种神秘的含义，同时也与东汉大力表彰贤良方正、有名节的人有关。因此，尽管当时政府重要公告都以章草来抄写，但对碑刻文字却十分严肃，通常写得规范而整齐。正是从碑刻上，汉代人成熟发展了一套规范的隶书写法，反过来说，正是在大量的碑刻活动中，规范的隶书写法也找到了广大的用武之地。与金文相比，东汉石刻可以说是走向庶民化。青铜器放置的环境是很贵族气的，所以它应用的范围较窄，从而给它带来了大抵庄重典雅的风格。而石刻则不然，因为造福乡里、铺路架桥，十里八村的乡民醵资树碑，以扬功德。又如长者去世，生前行善积德，后辈子孙为之竖一块石碑，以记行实，以彰道德风尚……这样的生活内容和需求，每家每村都可能有，于是就竖碑成风，书法庶民化的渠道被打开。一般来说，碑文不仅讲究其文章内容，而且也重视书法水平，因为这表示对碑主的尊重。这种情况无疑给书法作品带来大量创作的契机，这就是东汉书法艺术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书法一旦走向平民阶层，它在风格上是无法依国君、贵族等少数人的口味加以人为控制的，于是出现了书写风格的多元性。这归因于社会环境对风格的刺激与影响。 　　（二）行书和楷书的出现汉代篆、隶、章草诸体成熟，行书和楷书虽最后产生并成熟，然而它们也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出现。日本清原实门在《四山摩崖研究》中说：“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篆、隶书向楷、行、草书发展，书体显得多样化，今天的楷、行、草的雏形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八分书有较强的装饰性，笔画讲究起止，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但日常应用为了简便省事，逐渐产生了一种也是由古隶分化出来的俗体隶书，它不注重波磔，转折处多作圆转，较多地使用尖撇，并出现了钩笔，一些笔画也往往连带。到东汉中后期，这种俗体隶书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书体，即行书。而楷法掺于隶书之中的明显期，当属东汉中晚期。例如东汉元兴元年的《王稚子双阙》，上有“汉故”二字，其书体显然具有楷书特点，如两字之撇画已由隶书的逆笔回锋蜕变为楷书的顺势出锋，其收笔也少了波磔，而“汉”字由扁方变为正方形。再从东汉永寿二年的《朱书砖》看，该砖的书法楷意浓厚，其横画多楷书的顿锋回收，尤其是“泥”字的左旁三点，纯粹是楷书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