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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后感段时间看了昂格尔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这本书是吴玉章翻译的，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昂格尔，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1949年生于巴西，1969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并于197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昂格尔28岁即成为哈佛法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有关法治的探讨对我们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历史的演变和现代社会的转折两个层次上透视法律秩序和法学理论的本质，以极其明快的语言阐述了法在复杂社会中的地位，并为东西方法律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本书在阐述现代法治的形成时，把近代西欧与中国作为对照实例进行比较研究，对致力于现代法律建设的国人不乏启示　　作者在第章从质疑经典社会理论开始，提出了贯穿全书的三个问：方法问题。昂格尔首先批判了社会学理论家常用的两种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即理性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的因果解释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把人置于一种两难境地：要么看似精确，却缺乏相关具体环境的考虑，从而造成方向性的误导；要么反璞归真却迷失在历史的海洋中归于空泛。同时，这两种方法因为都引入了某种决定论而致使歪曲或者忽略了历史的真相。社会秩序问题。在这里，昂格尔同时反对两种传统的关于秩序的理论：工具主义理论或称个人利益理论与合法性理论或叫做共识理论。他说：“反对工具主义逻辑的第一也是最根本的理由，在于他未能说明人的行为怎样能够具有超越时间的足够的连续性和个人之间足够的相似性，从而使有组织的社会或社会科学成为可能。”矛盾的有关规则地位的暗示以及社会协作的排除是反对个人利益理论的另外两个理由。现代性问题。是什么根本的特质使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这个社会与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区别开来？现代社会的本质与特征是什么？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又是怎样？这些问题都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作者在第二章首先定义了三种法律概念。（1）习惯法是指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同时这些个人和群体或多或少地明确承认这种模式产生了应当得到满足的相互的行为期待。习惯法不能区分发生了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界限，习惯和义务的差异也是模糊的。习惯法不具备实在性，公共性也缺乏明确的表达。（2）官僚法或规则法律：这是由国家制定并强制实施的规则体系。这种法律发生在国家和社会分离以后，由政府强加于社会，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官僚法具有实在性，公共性，有明确的表达，习惯与义务的区别或者制定规则和使用规则的区别开始变得有意义。（3）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它只能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具有实在性，公共性，自治性，普遍性。自治性是指实体内容，机构，方法与职业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普遍性则保障了个人在形式上的平等。作者认为在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中，官僚法，习惯法依然存在并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作者随后论述了法律秩序产生的条件：（1）多元集团（2）自然法。一个由多元的集团组成的社会才不会出现一个永远稳定的权力中心，各个集团的相互制衡必然对现存秩序有破坏作用；一个有超验的自然法的社会，才可以有对现行法律进行批判的理由和实现法律改造的目标。作者认为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才产生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法律秩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一章分析了中国法律传统。他认为法律秩序之所以仅仅产生于欧洲，是因为在其它的文明中，多元集团或自然法这两个条件不齐备。他认为公元前1122-771这一阶段是中国的习惯法时期。“礼”是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秩序的主要维护手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止是从习惯法到官僚法的转变时期，作者称为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开始出现，商人处于依附地位，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也没有发展壮大；在诸侯纷争中涌现出来的“士”也被吸纳进新的国家机器的体系之中，成为一种体制内的存在，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国就没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有实力的力量亦即没有一个多元集团。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宗教始终为政府所利用，成为维护王权的工具法律和行政命令常常具有同样的效力，在很多时候行政命令就是法律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界限也很模糊，常常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司法机构。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的法律，昂格尔认为“二者分别代表了缺乏法治和出现法治的两种极端…大多数文明形态始终位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  作者本章最后对第一章的社会秩序问题作出了法律上的回应。他认为习惯法正是共识理论所描述的而官僚法则是工具理论所描述的。在第三章作者以法律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现代性问题。作者首先选取了部落的，自由的，贵族的三种社会型态，通过对比分析这三种社会型态对三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从而发现隐藏在不同社会背后的“深层结构”。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内部人和陌生人如何界定；内部人结合的条件是什么及如何跟陌生人交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