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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 文| 张昭军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精神和文化至少已经历两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第二次以启蒙运动为标志，首先发生在18世纪的西欧，然后向世界各地传播开来。本文所说的“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即发生于人类精神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时期。衡量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至少有三个维度。第一，文化的民族性。文化自觉首先是类文化的自觉，因此，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化，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是近代文化自觉的前提。第二，文化的时代性。文化自觉必须具有世界眼光，站在时代前沿，符合人类历史前进的潮流。自由、民主、科学是近代最为先进的价值理念，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核心内涵和根本要求。第三，文化的实践性。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性质，决定了文化探索与社会政治变革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必须经受政治和实践的检验。依此标准，笔者把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程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戊戌维新时期 与西欧不同，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中国固有之文化与欧洲输入之文化相互接触、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觉醒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就必然带来文化的觉醒。自明清之际以迄道咸年间，中国人对固有文化的反省仅限于器物层面，对西方文化也并无真切认识。 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自觉始于甲午战争。身历其事的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因民族危机激发而出现的“公车上书”，可以视为这种文化自觉的典型表现。与历史上的士人结社往往夹杂着朋党意气和传统伦理不同，公车上书是知识群体对民族前途理性思考后所达成的共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等知识分子，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改变了人生态度和文化观念，由旧式士人变为新派人物，代表了最先醒来的中国人。 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思想家群体走在了时代前列。维新派文化自觉的关键词是“变”。“变法”是维新派的政治理想，也是文化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理性思考。因此他们力图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坐标系。严复论变以进化论为基础，是较早以世界化的方式自觉反思中国文化的学者。他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康有为抛弃华夏中心观念，注重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探寻中国落后的原因：“夫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康有为：《与洪给事良品论中西异学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同样是从世界大势出发，梁启超呼吁：“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他们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和探究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的出路，重新评价和定位中国文化，顺应了时代要求。 所谓“变”，其核心是除旧布新，学习西方。康、梁等人不仅从文化上论述了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而且注重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他们向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旧文化发起了猛烈冲击，大力宣传西方近代文化，涤旧开新，振聋发聩。他们的“新学”，大量吸取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尤其是以进化论、民主平等、君主立宪等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可以视为最初的文化自觉。 辛亥革命前十年 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进一步激起民族觉醒，更多的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自觉承担时代使命。学习西方文化，探讨救国真理，成为时代潮流。成千上万的学子负笈海外，主动求学；同时，大量的西学书籍被译介到国内。据统计，清末十年，中国翻译国外著作至少有1599种，大大超过此前90年间中国译书的总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越深入，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就越清醒，文化自觉的程度也就越高，而文化自觉的主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学习西方。 针对当时流行的“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等说法，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书》予以驳斥，并明确提出：西学之本在于科学，“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严复集》第3册）梁启超痛陈国民奴隶性和劣根性，大力宣扬自由主义的民主自觉：“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之五）严、梁的高明之处，在于建设与破坏同步，从本体、公例的高度来论述和宣传科学与自由精神，大大深化了对文化现代性的理解。 强调新文化的民族性。梁启超《新民说》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前者是对待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后者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前者避免了民族虚无，又不落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