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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法文化的清官情结及其启示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史中，人们对清官的信仰与崇拜一直没有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衰减。而在当代，我们极力构建法治社会的同时，我们需要正确理性地看待“清官情结”。清官代表的是人治，相对来说关注的更多的是实体正义；法治社会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讲究程序正义。“清官情结”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普遍文化心理，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扬弃与传承，一直受到国内众多法学学者的关注。关于“清官情结”，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主要有： （一）清官情结的本质、渊源及背景研究 王申的《对“清官情结”理性把握》对清官情结作了这样的表述：“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传统‘清官情结’文化是一种价值探求型（或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原属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问题寄托于某一‘清官’身上。这种‘清官情结’现象处于封闭状态的封建社会确有其存在的理由。” [1]笔者认为这种政治文化心理在当时相当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而且备受民众的推崇，确实与当时的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有关。但是将其全盘添加到现代法治社会中，有不合理之处，应该转变传统的清官情结理念。 王园的《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化适应性分析》从清官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在现代应如何看待清官思想展开思考，认为清官思想并非不容于现代社会，应区分清官思想本身和清官政治、清官情结等概念。从产生的历史渊源来看，他从两方面分析：“①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特点是民众呼唤清官的原因。传统的以礼代法和人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法外特权，给民众带来了灾难，而此时清官通常以封建礼法为依据反对法外施威，为平民伸张正义，所以自然成为了普通百姓所崇拜的对象；②宣扬和褒赞“清官”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 [2]清官的出现缓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了封建国家的统治。 对“清官思想”的现代适应性分析，王园这样认为首先，中国的清官多是体现在个人道德和个人魅力层面上，实质上并不能反映制度本身的优劣。他指出要对“清官”本身和“清官情结”区分开来。清官本身不是产生人治的原因。清官仅是对官员道德标准的一种描述；其次，法治社会并不排斥道德自律，法治社会不可能剥离人的因素；再者，清官意识隐含着民众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渴望。该论文认为清官思想的产生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人治法律环境下，清官顺应民众和最高统治者的心理而出现。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中，要正确看待清官思想，摆脱盲目的清官崇拜。在现代社会中将对官员的素质的希冀发展成为一种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意识。 黄汀的《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作者总结出学界对清官政治诉求有两种观点“忠君”和“逆君”。“忠君”是“‘孝君—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这种模式要求“臣无论在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政治价值方面，还是在是非善恶标准等方面，都把君主利益放在第一位”，“逆君说”认为“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清官是‘理’之代表，为了民众与国家利益，清官理应挑战至高无上之君权”。[3] 作者将清官诉求的渊源等归纳为三个方面：①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清官理念产生和存在的土壤。②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是清官理念产生的温床。③统治阶级的宣扬和教化，农民的呼吁和渴盼，是清官理念滋生繁茂的阳光雨露。文章表明“清官政治诉求”是有一定的精神价值的，社会不断在发展，但是中国古代关于官员修身思想的精华对现实社会仍具有启示价值。笔者也认为一味地盲目地排斥清官情结是没有必要的，正视清官理念与清官政治诉求，继承其精华。作为一段时期内存在的普遍政治文化心理，其具有一定的精神价值。 （二）清官的司法审判方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思考 徐忠明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角度出发，着重对清官司法作了探讨分析。从众多故事以及历史文献中看，清官“运用各种手法诸如‘察情、据证、用谲’等方法来侦破案件，取得定罪量刑必需的有关证据材料”文中也指出“清官听讼断狱，实际上也是能审则审，审不明白就装神弄鬼和求助于刑讯逼供”，[4]通过古代法律的规定我们了解到当时对于案件的判决，必须依据被告的口供以及众证来定罪量刑。涉及的获取口供的方法从五听延伸到刑讯逼供。因为存在以下原因：①中国古代没有“无罪推定”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原则，②惯行“蓄成见而预定罪”的风气，③刑讯逼供不仅在中国古代始终合法，而且成为法律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所以导致刑讯逼供无法避免，清官也不例外。作者认为清官执法具有以下两重性：“一方面竭力捍卫法律的权威，‘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另一方面，又不排斥情理。”笔者也认为这是传统司法审判过程中存在的模式，体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中“人治”的特点。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在极大程度上，肯定了清官个人的人为因素，但是这种为了情和理而以牺牲法律为代价，是与法治社会建设相冲突的，在现代意义上讲是值得思考的。 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