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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　　　　　　　　　　　　　　　　　　第一章“文学革命”与文学社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社会历史条件。　 “五四”文学革命既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它承继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的“新民”、“救国”的近代文学改良精神，而其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内忧外患使国家和民族陷于垂危之中。封建帝制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斗争；尊孔与反尊孔的激烈交锋。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与启蒙主义觉悟。　　 晚清以来，留学生译介大量西方文学、哲学、社会学著作，直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和世界文化交流参照系。　　　 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明显发展，新兴阶级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发生有利于新文化生长的变化。　 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等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胡适、周作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倡导。这个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下，不仅壮大了声势，而且逐渐转换着自身的思想性质，其左翼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　 二、文学革命及其发展。　 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五四”文学革命，1916年间已在《新青年》、《晨钟报》上公开酝酿。　 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从“八事”入手，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初步触及到了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根本问题”。《刍议》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自觉地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结合起来，其意义超出了文学领域。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倡导“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对国风、楚辞直到元曲、明清小说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实际含义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锋芒仅指向“明之前后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义。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同时，又认为“文学之为物”，有“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这是对梁启超“工具”论倾向的反驳。陈独秀把晚清以来的文学改革运动推向了最高点。　　 刘半农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钱玄同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　　　 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从个体本位思想出发，倡导新文学内容要从“肉”与“灵”的统一中去表现“人”，进而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口号，主张“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并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创作准则。　 鲁迅的“思想革命”主张与《狂人日记》的发表。胡适与《新青年》同人的白话新诗尝试。《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与京沪四大报纸副刊上显示的新文学创作实绩。　　 文学革命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变化：文笔不分的传统观念的破除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仿古风气的改变与求真精神的发扬，文学从审美内容到语言形式大大接近生活和人民；文学改良人生，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白话由边缘进据中心，成为文学正宗；新诗的创立、小说的革新、话剧的传入、美文的倡导，使文体得到大解放。　　 1919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报刊风起云涌，达400种之多。到1920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五四”文学革命开辟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时代。　 三、与守旧复古的文学思想的论争。　　　 文学革命的前进道路并非风平浪静。斗争的对象也发生着变化。　 近代翻译文学先驱林纾引介西方文学卓有建树，但他不懂外文，旧的文学观念十分顽固，视文学革命为洪水猛兽。《致蔡鹤卿太史书》、《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及小说《妖梦》、《荆生》所表现的反对、仇视新文学的立场。刘师培、黄侃等人与《国故》月刊的相似倾向。蔡元培和新文学阵营对守旧派的反击。　 新人文主义思潮与“学衡派”的出现。《学衡》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倾向保守；但他们也击中了新文学倡导者的某些弱点和要害，如白话诗创作的简单化倾向，以及过多否定传统戏曲等的偏激情绪。与《学衡》相呼应的《甲寅》上的复古论调。　 鲁迅的《估〈学衡〉》和郁达夫、成仿吾、沈雁冰、邓中夏等对守旧复古思潮的反击。　　　 四、新文学社团和刊物的兴盛。　 1921年后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其原因及发展轨迹。　　　 文学研究会和“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改革《小说月报》；对“鸳鸯蝴蝶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