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传统在西方的形成.docVIP

民主传统在西方的形成 　　（一）古代的萌芽　　希腊文中“民主”的词根是“demos”。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希腊城邦（雅典是其典型代表）里，公民大会正式决议的第一句话就是“The demos has decided”(人民决定)。“demos”在这里是指城邦中的公民集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公民全体构成“公民大会”，每一个雅典公民都参与其中。大会每年召开超过40次，法定最少人数6000人。雅典意义上的“公民权”包括参与立法、司法的权利和直接介入城邦事务的权利。这就是古典民主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的原因。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指出，梭伦进行的改革（公元前592年）“开始了民主政治”。梭伦认识到政治形式不是最终的和不可违背的，它们必须适应事实；为修改他的宪法而不破坏连续性或失去稳定性他又贡献很多，以致在他去世几个世纪之后安蒂卡的演说家仍称赞他这方面的功绩，雅典法律的全部结构都引用了他的名字。雅典法制的生长方向已由梭伦的基本教义确定，即政治权力应当始终服务于公众。”伯里克利连任将军的时代，是雅典民主的鼎盛期。他把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权力都转移到由全体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手中。公民大会是处理雅典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500人会议、贵族会议、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以及执政官，全都隶属于它。贵族政治的残余得以清除，所有的公民都获得了各级官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大部分公职实行薪给制，使贫民有可能担任公职。“人民是权力的基础。伯里克利的政治哲学包含了这个结论。那些支持财富之人为的支配地位的人，受到他坚决的打击。对于古代权力与土地相联系的观点，他提出权力应该平等普及的思想，就像对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安全一样。社会的一部分人统治全体，或者一个阶级为另一个阶级制定法律，这种做法他宣布是暴政。他认为，宪法的目的不在于认可而在于防止任何一种利益占据支配地位；在于使富人免于嫉妒的危险，同时使穷人免于压迫。这些思想标志着古希腊政治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希腊人首倡了西方的法治思想，然而到头来，却是罗马人凭着天分与进取精神，才为法治树立了稳固而持久的基础。罗马城邦的法律制度，不像希腊那样限制在狭小的区域，而成为团结居住在各处民众社会的纽带，第一次真正推行起全世界的法治理想。从很早开始，罗马共和国便表现出贵族特色，故而比希腊社会更能发展出特殊的职业法律人员。到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罗马的专业法律人士发展出至为完备的组织，设立了法学院，加之其它官方优待，在在表明他们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承认；有赖于职业法学家的影响，罗马法方能臻于技术完备的境界。正是靠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的学说，罗马人对有效的万民法的探索，才得到希腊科学与哲学的声望一致的支持。这样，希腊人的推理天赋与罗马法学家的专业技术结合在一起，终于发展出一套能为一般人接受的新型法律制度。于是罗马的公民资格扩展到帝国所有的自由臣民，而法律之下的自由这一古老概念也走到了极致。 　　（二）中世纪的潜流??????? 人是否完全作为个体享有天赋权利是区分古代宪政与现代宪政的关键，实际上，宪政传统的这一转变过程明确于圣奥古斯丁，成熟于圣托马斯·阿奎那。后者曾写道：“一位国王如果不忠于其职守，他便放弃了要求服从的权利。废黜他便不是叛乱，因为他本人才是叛乱分子，人民有权予以镇压。不过，最好是剥夺他的权力，这样他就没有能力滥用权力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参与管理自己；宪法应该将一种受节制和选举的君主制，与贤明的贵族制，以及允许所有阶级经民众选举担任公职的民主制结合起来。任何政府都无权超出人民所决定的界限征收税赋。一切政治权力都来源于民众的选举，一切法律都必须由人民或其代表制定。只要我们依赖于另一个人的意志，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保障。”教会与国家、教会法与世俗法的二元化并存，促进了世俗社会本身的二元化，譬如说自治制度与封建制度的二元化并存。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社会。它在采邑制的基础上，将不同的等级、团体和个人以契约为纽带连结为一个共同体，从而确认了契约双方权利主体的地位和某种程度的平等。契约中的任何一造违反契约，另一造就不再受义务的约束，并有权采取行动予以纠正。这种封建契约，必然反对绝对专断的权力。任何君主或领主，无权将个人意志随心所欲地强加于臣民；他必须按法律行事，履行契约。同样，它也承认了臣民依法抵制和反抗统治者的权利。英国是议会制度的发源地。英文议会（Parliament）的拉丁文词源是会谈（Parliamentum）。《大宪章》以及上述各种宪法性契约均是在君主和贵族共同参加的会议上反复会谈的结果，这本身就说明议会的权利高于君主个人。1258年，英王亨利三世在议会上接受了“贵族请愿书”，这就是《牛津条例》。根据该条例，议会不再是根据国王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