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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书简》产生过程中的“台湾因素” ——以中外学者的论述为切入点 大连外国语学院 张耀武 [内容提要] 《吉田书简》作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不仅对签订《日台和平条约》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战后日台关系的起点，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吉田书简》是美日两国协商的结果，是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似乎这个对战后日台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吉田书简》的产生与台湾当局毫无干系。通过考察笔者发现，《吉田书简》的产生与台湾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美、日、台三方共同制作而成的，是三方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缺了任何一方的参与，都将不会形成现有的《吉田书简》。 [关键词] 吉田书简 日本 美国 台湾 1951年，无论是对美国、日本，还是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在这一年的9月8日，在美国的积极策划和操纵下，联合国中的48个成员国在美国的旧金山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实现了将中国、苏联等国排除在外的对日片面媾和。在这前后，围绕旧金山对日媾和以及日台签约，日美两国间开始了频繁的接触。仅这一年，由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给美国总统特使杜勒斯的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书信就有4封。它们的内容分别是：2月16日，日本希望美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8月6日，日本保证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但也未提及是否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和约；12月24日，日本政府表明愿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签订和约，并再次表明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和约；12月27日，日本再次要求美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并表明独立后的日本有可能采取不同于美英两国的独立自主的对华政策。其中，写于1951年12月24日的书信，由于其对日台双方签订“和平条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被称为《吉田书简》。《吉田书简》作为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不仅对签订《日台和平条约》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战后日台关系的起点，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吉田书简》产生的由来 为了论述方便，有必要先将《吉田书简》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日本政府很愿意与中国——日本的近邻——在政治上完全相处，并且通商。在目前，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这种关系，因为它在联合国中有着席位、发言权和投票权，它在一定的领土上行使实际的统治权力，并与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保持着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准备一俟法律允许就与中国国民政府——如果它愿意的话——缔结条约，以便按照多边和约中提出的原则，重建两国政府间的正常关系。关于中华民国方面，这个双边条约的条件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可能属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的全部领土。……至于中共政权，……我可以向你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 从以上内容来看，《吉田书简》的核心，是日本政府向美国保证，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条约，而只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缔结条约。其实，在有关签约对象的选择方面，吉田内阁一直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含糊其辞，不作明确的表态。为的是尽量推后作出决断的时间，以便在静观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作出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就在距《吉田书简》问世不到两个月的1951年10月29日，在参议院和平、安保条约特别委员会的答辩中，吉田茂仍称：“如果中共要求（日本）在上海设立驻外事务所的话，我认为可以考虑。”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对华政策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调整？《吉田书简》的问世又有着怎样的背景呢？ 关于《吉田书简》的产生背景及其原因，在以往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已多有论及。多数学者的一个共同观点是：《吉田书简》是在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杜勒斯的授意下，以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名义作成又发给杜勒斯的。即《吉田书简》完全代表了美国的意愿，是美日两国会谈的结果，是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似乎这个对战后日台关系起决定作用的《吉田书简》的产生与台湾当局毫无干系。 例如，日本学者细谷千博认为，由于美英两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致使日本在选择大陆与台湾的问题上举棋不定。1951年春夏之间，美英两国就对华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最终达成了一致，形成了《杜勒斯——莫里森谅解》。美国政府正是利用了《杜勒斯——莫里森谅解》中“日本政府对媾和对象（中国）的选择，由日本政府获得独立后自行作出抉择”这一条，以美国国会批准“对日和约”为要挟，迫使吉田茂主动表态的。《吉田书简》就是美国政府在美英两国达成妥协后向日本施压的结果。 另一位日本学者三浦阳一在论及《吉田书简》时，更是将《吉田书简》称之为“杜勒斯写的《吉田书简》”。他在其《吉田茂与旧金山媾和》一书中这样写道：“（1951年）12月18日，杜勒斯在外相官邸与吉田会面，说道：‘这里有写好的一封信，信中加入了日本现今的主要主张，请你立即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