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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文化古迹和遗址的管理 亨利·克利尔 目标 世界各国都有一定形式的立法以鉴定、保护、保存其境内被认为有文化价值的古迹和遗 址（克利尔，1996）。为保护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已落实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所有遗产管理都必 须以其意义和价值为基础。不言自明的，遗产地的管理，无论是考古的还是历史的，也无论 是单独的古迹、城市中心还是风景点，为了遗址本身以及以法律的名义保护它们的人们的利 益，都必须以它们的保存和展示为首要目标。此次大会的题目和这篇文章都明确地提及了“世 界遗产”，这里列出的总目标和方针有普遍适用性，而不只适用于那些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文化遗址。然而，它们却是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为列入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 ） 所提要求作出的。 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关注始于复兴时期（克利尔，2003 ）。16 世纪早期，为获取修建 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宫殿所需的材料，罗马的古建筑遭到破坏，画家拉斐尔向教皇利奥五世 提出抗议，利奥认识到拉斐尔呼吁的力量，就任命他为建筑行政长官，所有干预罗马古建筑 的行为都要从他那获取许可证（Jokilehfo 1999:32-33 ）。 最早的考古遗迹保护法律机制，1666 年的《瑞典古迹条例》（Jokilehfo 1999:44 ）声明瑞 典王国内的所有地上古迹都是国王的财产，它落实了以人民的名义，把古迹当作人民财产的 一部分加以保护的作法。如今，这种为某一国家所有人民的利益的遗产保护的观念已被各国 现行的遗产保护所遵奉。仅举一个欧洲以外的例子，日本1994 年的《文化遗产保护法》中的 第一条称其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以使日本人民的文化得以传承并为世界文化的进步 作出贡献。 文化遗产的全球性价值在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 中得到认可。对于向《世界遗产名录》（即《世界遗产公约》）申请提名其遗产地的国家，《公 约》第五条要求它们“为该遗产地的鉴定、保存、保护、展示和修复采取适当的法律、科学、 技术、管理和资金方面的措施。”当代社会的职责也在《公约》的该条款中得以强调：各国要…… “采取一总的方针，旨在赋与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区生活中起作用的一种功能，并把该遗产 地的保护纳入综合规划项目中去。 立法及行政背景 为了《公约》的落实，其《实施指导准则》进而又有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 家提出了具体要求。它们必须“……有充分的法律上的以及/或合约的以及/或传统的保护和管 理机制以确定（它们的）保护……。故而，国家级、省级或市级保护立法的存在以及/或一个 66 健全的合约性的或传统性的保护或是一个充分的管理以及/或规划控制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为保护文化遗产地的完整性，尤其是那些对大批游客开放的遗产地，其所在的国家应 能提出适当的管理安排、遗产地的保护和准许公众进入的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 ： Para 24.b.ii ）。 所有文化遗产地的管理规划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国家或地区的遗产立法的支持并在其框架 内制定。在国家介入的程度和性质、行政和金融措施、受法律保护遗产地的选择等，受国家 历史和传统的影响、行政管理的演化、意识形态准则及其它因素方面各国的立法差异很大。 所有的土地使用规划都应为已知的或潜在的文化古迹与遗址的正确评价、正确保护作出规定， 当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使得保护变得不切实际时，要为针对它们的科学调查和记录作出规定。 理想的状况是，遗产保护组织和管理者要在讨论计划的早期就要介入。但情况往往是，当他 们的关注得到考虑时已为时太晚，其结果是不可替代的遗产遭到破坏，做的只是敷衍的记录 罢了。为所有的文化古迹和遗址做出有效的管理机制、把遗产地的规划纳入国家、地区和当 地的总体土地使用策略中来是首要的任务。 这些意见对规划的各方面如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建设、旅游都适用。例如，新建居宅 和工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包括辅助性的公路、铁路和机场建设，它们可能对考古遗址和历史风 景的完整性和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穿越埃及吉萨高原的公路建设会给金字塔周边环境造成毁 灭性破坏，在国际社会的反对下公路的建设才得以停止。工业发展常常对脆弱的考古遗址或 历史建筑带来污染源。希腊德尔斐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对前者的威胁，计划中铝冶炼厂的 潜在污染源被人们所认识，庆幸的是，政府行为改变了这一计划。由繁忙的交通和矿物燃料 的燃烧导致的“酸雨”形式的污染在世界上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