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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媒体用户谣言核实行为的实证的理论基础 在新兴媒体特别是社会性媒体主导的信息平台上，各种谣言甚嚣尘上，其传播扩散的过程生成的“信息陷阱”，直接给公众的信息获取与判断造成困惑。而个体面对繁杂谣言的处置方式却呈现复杂的偏向，多以“置之不理，任其传播”，甚至参与谣言传播过程的行为取向为主，进一步提升了谣言传播的扩散性。在当代风险社会环境下，对于公民个体而言，如何以有效的过滤方式，对其所接收到的谣言进行核实，将核实结果公之于众，并基于新媒体平台形成谣言传播核实的组织化机制，对全媒体语境中的信息沟通尤为重要。 在大众媒体自身、微博等社会性媒体自设监督平台之外，公民个人以及社会组织的谣言核实行为仍较薄弱，本文基于对谣言核实行为的现状调查，重点针对谣言核实行为在谣言传播过程中的角色和定位进行分析，尝试探索从分散个体行为到组织化集体行动的机制创新，以期推动全媒体传播语境下的信息优化。 一、规避与从众：谣言核实行为的现状分析 （一）谣言核实的公众取向调查 在由大众媒介、社会性媒体和公民个人信息门户构成的全新信息传播系统之中，谣言的核实行动在结构上体现为一种失衡状态。所谓谣言核实者，是指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出于辟谣或者自身利益考虑目的，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核实的社会个体。但是在当下的信息传播环境中，这样的个体和群体在整个接收到谣言信息的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不是很高。一个关于北京猪肉谣言的短信调查显示，虽然流传的有关猪肉的谣言给很多人造成了生活上的困扰，但是有将近五成的受访者不会对谣言进行核实①，体现出公民个体对谣言传播的消极心态。 本研究为此进行了一项网络社会调查，在随机抽取的430名受访者中，仅有40名表示自己会对网络流传的谣言信息进行核实，仅占受访者总数的9％左右。91％的人对于谣言核实者这个角色定位感到疑惑，其中超过19％的受访者表示不管什么传言，他们都漠不关心；超过18％的受访者表示这些传言的核实工作自然有国家相关部门或者是大众传媒进行核实，不用自己操心。这些都显示了谣言核实者社会身份的严重缺失和尴尬（如表1所示）。 （二）谣言核实行为的缺失原因 这一调查结果呈现了当前信息社会的一种传播悖论，即在用户自创内容、个人化信息门户方兴未艾的自媒体时代，公民个体一方面在原创、分享信息上体现出高度的创造性，但在信息的核实与监测上则严重弱化。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信息接收者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但对信息的甄别与核实的积极性不高。这一公民个体行动层面的偏向与失衡，主要源自以下几个因素： (1)谣言核实的社会心理动力机制的缺失。不管是学界还是实际生活中，我国国情和信息发布制度决定了有关辟谣的角色，基本上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和大众传媒来扮演，这样的设计意在增强预见性，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发布，广泛运用各大媒体扩大正面信息辐射面，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管理。在整个应对策略中，完全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谣言消解策略[1]，因此在这种语境下，所谓的权威的重塑也仅仅是大众传媒威严的重塑[2]，这就造成了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公众过分依赖政府和大众传媒，不能有效地依靠公民个体自身对虚假信息的传播进行鉴别，一旦政府和大众传媒出现失误，必然会造成灾难。不但如此，很多谣言并不会要求信息接收者马上做出决定或者行动，从而直接面临利益的得失，公众倾向于选择规避，甚至盲目从众。 (2)“核心事实”的传播与沟通渠道不顺畅。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总会有一个核心事实，一旦这个核心事实被证明是假的，那么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公众要获取这个核心事实，有两个途径：第一，亲自进行核实。但是很明显他们缺乏鉴定“核心事实”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设备；第二，通过某个具有公信力的信息平台或中介获取。这个信息中介一般是指政府部门和大众传媒，而在谣言的潜伏期和形成期，它的影响力度和范围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被以上两个角色列入议程设置。尽管个体很想去核实传言的真假，但是不管你怎么努力，离这个“核心事实”总是遥不可及，在调查过程中，有超过受访总人数23％的人认为，缺乏相关渠道和能力，是他们不进行谣言核实最主要的原因。 (3)谣言身披合法外衣赢得一定程度的社会信任。众多纷纭复杂的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总会出现某些字眼，以2011年的“抢盐危机”为例，源头消息的流传就是根据“英国BBC广播电台”和某亲戚、朋友、某同学流传出来的。这些字眼给谣言的来源披上了合法和权威的外衣。在一个完整的谣言传播链条中，下游的人们根据这些字眼判断处于上游的“BBC广播电台”、同学、朋友和亲人已经对其所传递的信息进行了严格合理的验证，从而使这条传言的来源在个体心里合法化。但是随着谣言成病毒传播态势向外扩散，以至于到最后“BBC广播电台”、同学、朋友等称谓已经脱离了其原有的意义，仅仅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