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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 ——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顾江龙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8 年第 2 期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 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 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 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 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 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 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两晋南北朝 ／隋唐／官僚特权／士族／赃罪／除免官当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形成与发达的时期，尤其在东晋南朝士族之权势几乎与皇 权并驾齐驱，个别时段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对于该时期的政治体制，我国学界 一般称之为 “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亦有称 “世族政治”、“贵族政治” 者；日本学界通常并六朝、隋唐在内称之为 “贵族政治”①。在这样一个大前提 之下，学者每每强调士族拥有极大的特权。然而若从法制层面观察，东晋南朝士 族的特权形诸律令的并不多见；将其与唐代官僚相比较，则后者所享有的法定特 权更广泛、更深入。同时，北朝士族不如南朝士族发达，但在某些制度方面，北 朝对待官僚反较南朝优渥。这些现象暗藏着中古时期官僚政治演变的某些重要线 索，对于我们理解士族权势问题的复杂性也不无启发。 本文通过考察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权对官吏赃罪的处罚以及有关除免官当 的规定，来揭示上述现象，并试作分析。 一、南北朝对 “监守自盗”赃罪的量刑 首先看官僚赃罪的量刑。官僚犯何种罪要接受何等处罚，这本与特权无关， 但量刑轻重反映着不同王朝对待臣下的不同态度，故本文权借赃罪作为观察角度 之一。《唐律疏议》将赃罪罪名定为六种：“在律 ‘正赃’，唯有六色：强盗、 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1](p328) 其中 “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三赃专指官吏利用职务犯罪；“坐赃”主要指 “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另二种赃则不区分官民。关涉官吏的赃罪远不限于 这六种正赃，但其余五花八门的名目在量刑定罪之际需要比照 “六赃”的标准处 理[2]。例如 《唐律·贼盗律》“监临主守自盗”条：“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 监临财物者，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1](p1387)监临主守自盗，指监临之官、 主守之吏盗窃所监管财物的行为，比如身为仓令而盗仓粮之类；盗所监临，指监 临之官盗窃部内他人财物的行为，比如身为县令而盗窃吏民财物之类。唐律对此 罪项并无专门处罚细则，在定罪时是比照凡盗(即窃盗)的量刑而加重二等处刑。 监临主守自盗的材料南北朝皆可见到一些，因此下文就南北朝对该种赃罪的处罚 作一比较。 宋文帝元嘉 (424～453 年)前期，卫将军、录尚书事王弘斟酌时制，提出律 令的一些不妥之处交付尚书省讨论，其与八座丞郎疏曰：“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 以补兵。既得小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想各言所怀。”[3](“主守 偷”、“常偷”分别相当于唐律的监守自盗和窃盗②。“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 匹”处以死刑，学者已经指出此乃沿袭晋律旧制[4)(p256)，这里可补充一条旁 证。《魏书 ·刑罚志》追述太武帝正平元年之前的律制：“初盗律，赃四十匹致 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5](p2875)“赃四十匹致大辟”当就 “窃盗”而言，即王弘所说 “常偷”。窃盗赃满四十匹定为死罪，刘宋初期与北 魏前期相同，这个巧合说明二者都是袭用晋律。经过讨论，王弘的建议被宋文帝 采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