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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治理”的核心任务 　　◆治理方法的标准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治理的效果：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善治，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代表恶治。 　　◆世上没有任何官僚体系专管小事，人民中五花八门的矛盾需要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恢复自然社区组织，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参与，当家作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解决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小事，恢复人民对公正和伦理道德的信心。 　　思维方式 　　国家治理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国家治理”并不能简单地从价值判断上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各国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治理”的方法也应因地制宜，也必然多姿多彩。治理方法的标准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治理的效果：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善治，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代表恶治。 　　按照流行的说法，区分“现代”与“传统”政府的要素有两对：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信这种所谓“学问”的人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病症都一样，并给所有病症开同一个药方，即竞选和法治。 　　撰写“现代”法规易如反掌，但若硬要“闯关”就会搞得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由此产生负面的治理效果。仅靠两三个书本概念治国是要遭天谴的，如王莽。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的差异来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来自少数精英的“顶层设计”，而且这些“设计”塑造了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异。因此，唯心史观否定上层建筑来自人们多姿多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王莽那样信奉“制度决定论”，热衷“改制”。 　　治国靠的不是消极的“改制”，如同拆了克里姆林宫不等于建了白宫。治国靠的是积极的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度是社会存在的结果。政府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社会在变化，制度也在变化。没有不变的社会，也没有不变的政府制度。给所有政府制度贴“两分”标签是浅薄的。从这个角度看，除了神学，世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应强调“问题意识”，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比制度重要得多，并能促进制度不断进化。 　　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必然催生一堆新问题，催生新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针对新的主要矛盾提出新政策。由此，国家治理才能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因为认识到新政策会导致新问题，甚至担心可能提出错误政策，所以有些中华先贤强调“无为”，强调“顺其自然”。这是消极的辩证法。然而，由于当代的国家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消极的辩证思维已很少见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为政府必须承担决策责任，而且还要承担正确决策的责任，为错误决策付沉重代价。 　　“大事”与“小事”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以往三十六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大踏步迈进，创造了人类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按照他的智慧，从1979年到2079年，我国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都应当是经济建设。目标是人均GDP超越西方国家的人均GDP，让我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大事”。 　　然而，除非居庙堂之高，而今处江湖之远的亿万城乡家庭每天都生活在种种不满甚至愤怒中。那些愤怒缘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解决不了拖成大事，大事拖到爆炸。这些事细如牛毛，五花八门，笔者尚无力分类概述。但笔者确切地知道，人们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丧失了对社会公正的信念，日渐感到绝望。这是我国社会不稳乃至势若干柴烈火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花大气力“维稳”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小事”。 　　为什么中华遍地都出令人愤怒的“小事”？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组织”没了，只剩下办大事的“行政社区”和行政官僚。自然社区是由熟人构成的、最基层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一夜间，人民没有了自己的组织，没了公共生活，丧失了对直接涉及自己利益之事的发言权，成了“?丝”。人人被迫自保，人人就不得不自私自利。一夜间，“以民为本”变成了“以人为本”，个人拥有了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个人权利”。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如私家小汽车获得了占用公共道路和社区公共空间的停放权利，剥夺了行人和老人小孩的权利。人人彼此占“小便宜”，人人就都愤怒不满。公德消失了，我国社会重新退化成难以治理的“一盘散沙”。 　　小事办不成，大事也就逐渐办不到了。今天的人民不满、愤怒，对办大事日渐冷漠，支持度不断降低。普通人生活中的公正梦破碎，中国梦就成了庙堂梦。日常生活环境里的种种不公正使很多人不再认同和信任党和政府，任由浅薄的“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