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发展和阻力.docVIP

阳明心学的发展与阻力 此文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作业 1）心学的发展与阻力 心学由明代王阳明创立，到明后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兴盛。心学以“致良知”而达到“觉民行道”为主旨，凭着极具感染力的中心思想和学术活动，倡导了明代理学转向的新方向。本文主要探讨心学的学术魅力，以及如何利用其学术魅力在“程朱官学”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下，以草根性强的传播方式发展并对社会发挥其影响作用，并转化对其不利的政治因素，成为明代具代表性的学派。 2）明代政治背景与生态 宋代对士大夫的礼遇在明代已不多见，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在明时已不受用。明太祖朱元璋对“士”的诛戮与凌辱和宋代称鲜明的对比。不但有诛戮，做苦工，和鞭打，在正德元年的廷杖之刑更甚。“触时君之暴威”（１）而遭到廷杖死的人增多，且将廷杖变更为更残酷的“去衣行杖” ，甚至世代传承而制度化。以威立权的皇帝使朝廷的生态十分不利于士，和其他朝野内的问题如宦官的霸权附在一起则成为了王阳明心学得到重视的契机。余继登（1452-1527）《典故纪闻》卷一七记载：“正德时（1506-1521），逆瑾用事，使启去衣之端，酿有末年谏止南巡杖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２） 王阳明也遭此刑罚，可谓九死一生。据《阳明年谱》正德元年二月“上封事，下诏狱”条：“是时武宗初政，奄瑾窃柄。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等以谏忤旨，逮系诏狱。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诏狱。已而廷杖四十，即决复苏。”（３）之后他在龙场悟道也是因为经历过这一劫而对帝王丧失信心，放弃了“德君行道”的途径，转而以民为本“觉民行道”成立了心学。 当时儒家思想和士大夫被明太祖作为政治工具，因为儒家的纲常对于他的统治起着很大的稳定性作用。在建朝时他招揽刘基、宋濂等儒生加以任用，但是因为太祖单纯把儒学作为政治手段而并非对儒家思想真正有敬意，所以不能从善如流地善待臣子以“仁德”治天下，以至“明初文人多不仕”（《甘二史札记》卷三二），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明史。刑法二》卷九四）（４）。作为掌有政治终极权威的明代皇帝如仁宗，德宗等人的不力使得士人对复兴社稷的信心逐渐被明哲保身的观念所取代，朝廷稳定社稷和改革试行新政的实际力量则受到局限。 从明太祖对孟子深恶痛绝的态度可以了解，当时他对儒学怀有的仅仅是出于它的实际的利用价值，因此对他的集权不利的八十五条文被删除，因“《孟子》一书，中间辞气之间扬太过者八十五条。”、“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刘三吾《题辞》）（５），其中包括：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尽心》）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 以这种方式来控制士人的思想显示明太祖的专权和不择手段，因为这个举动对于“圣学”来说是不利的。饱读圣贤之书的士臣纵然有想法也不敢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公然反对，但王阳明却敢于提出反对被皇权左右的官学的思想，树立鲜明的旗帜，因而得到了许多年轻新近人士和精英的支持。 明代中期，程朱学派成为官方正统，称之为“程朱官学”，而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由朱熹的思想为主导。在洪武十七年（1384）颁定的科举定式有朱熹所注的《四书》；《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弟子蔡沈（1167-1230）之《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榖梁三传及胡安国（1074-1138）、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６）永乐年间（1403-1424），以程朱思想为标准修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之后又以此为官学标准读本于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不仅窄化、僵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是借朝廷政治权威树立了新的经典。这又是一个明代利用政治力量主导学术的例子。在全国的一千五百多所学校（７）中都以这种教材来培养科举考生，主宰着学生的思想。 此外，附带着功利目的的科举考试使学生为了功名而偏离圣学思想，引起了不少士大夫对士习的指责。当时生源大幅度增加，可是取士名额却保持在但是，他们的批评并没有针对可取的制度本身，而且仍然视习举业为使指责志，提出的改进方法治标不治本。如聶豹（1487-1563）主张以道德取士，王鏊（1450-1524）则主张别开制科、专取博学宏词之士。相对的，王阳明对考试的功力影响作出较有力的抨击。功利主义的社会风气对王阳明来说是妨碍“圣人之学”的。“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学越趋越下”。（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阳明大胆的反对这种官方制定的“俗学”，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与官学对立的清晰的学术方向，以此教化读书人。下文会分析心学的思想和在当时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