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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刑法立罪的逻辑思考 ——从金融刑法修正中想到的 胡启患· 10多年前，储槐植教授针对我国的经济刑法立罪指出：“在立法上出现了对经济 活动领域的一些无序、失范行为在没有取得规律性认识、没有动用民商法、经济法和 行政法手段予以有效调整的情况下，就匆忙地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 罚的触须不适当地伸入到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Ⅲ这种现象(后称“无先而后”)至 今在金融刑法的修正立法中还在延续，而且似乎还没有成为刑法学界重视的一个“问 题”。本文是对这种现象的关注，尝试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究其原因，求其对策。 一、 立罪至后：经济刑法立罪的逻辑规则 此谓“立罪至后’’，是指在经济违法责任立法中，经济刑法立罪是在非刑事责任立 法之后。它具有经济违法责任立法先非刑事而后刑事(后称“先先后后”)逻辑次序的 前提性意蕴，也具有没有非刑事责任立法就没有刑事责任立法(后称“无先不后’’)的 衍生性意蕴。“立罪至后”是经典作家们理论的逻辑归结，也是刑法谦抑理论的逻辑结 论，因而应是包括金融刑法在内的经济刑法立罪的基本逻辑规则。 (一)经典作家理论的逻辑归结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违法行为可谓形形色色。对于形形色色的经济违法行为，并不 意味着都要立罪并动用刑罚。经济刑法立罪需要控制是勿庸置疑的命题，但是如何控 制却是有待解决的重要命题，用什么技术规则控制则是更具实质意义的霞要命题。那 么，经济刑法立罪有可控的技术规则存在吗?虽然我们的刑法学界未予回答，但是经 典作家的理论蕴涵了答案。 社会越轨行为具有不同的程度区分，18世纪意大利刑法思想家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因此而提出了违法阶梯性概念。他指出：对于各种越轨行为， 人们誓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 ’法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生导师。 。储槐植‘罪刑矛盾与刑法改革》，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 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 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 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回对于这些阶梯性越轨行为，西方经典作 家们的理论几乎都设计了对应的社会自卫手段——阶梯性社会自卫手段：对于非严重 的越轨行为采用轻微的或者比较轻微的社会自卫手段(如民事的或者行政的手段)，对 于严重的越轨行为则采用较严厉的也是最后的社会自卫手段——刑罚手段。 在西方经典作家那里，刑罚之所以是最后的社会自卫手段，是因为它并不是最好 的社会自卫手段。在他们看来，刑罚是一种不得已的社会之恶。早在古希腊的亚里士 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一前322)把适用刑罚看作“一件可以采取的坏事”，他 指出：“以刑罚惩治罪恶，就某～意义而言，仍旧只是一件可以采取的坏事，相反，就 惩恶的目的在于清除罪恶而言，善施恰恰是可以开创某些善业而成为善德的基础。”@ Bentham，1748--1832)更为明确地把刑法定位为 18世纪英国的刑法改革家边沁(Jeremy 一种恶。边沁告诫我们“要记住两件事情——犯罪的恶和法律的恶，疾病的恶和药物的恶”。 @他认为，犯罪是一种恶，惩罚犯罪的法律也是一种恶。他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 恶，因为每一种法律都是对于自由的一种违背。一固在边沁看来，刑法之恶就是刑罚之 恶，而刑罚之恶有四：强制之恶、刑罚产生之苦与恐惧之恶、错误控告之恶和衍化之 恶。@当然，与亚里士多德一样，边沁也是从刑法给犯罪人及其特定关系人造成的痛苦 的角度而将刑法定位为恶的，而且也认为是不得已的社会之恶。边沁指出：这是“一 种类型的恶来自另一种类型的恶”(即刑法的恶来自犯罪的恶，笔者注)，@而且刑法这 种恶是必要的，这是用“一种恶来对抗另一种恶”。⑦法律的恶是“试图防止发生的行 动是一个真正的恶”，@他强调：“如果我们不曾学会用一种恶来对抗另一种恶的方法， 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无论多么差强人意地——征服恶的巨大帝国。”@同时代的德国 AnselmFeuerbach 刑法学家费尔巴哈(PaulJohann 1775—1833)持与边沁相似的观 点，他认为：“市民的刑罚是因为实行了权利侵害由国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