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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白鹿原》与国家形象塑造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主持人：徐放鸣，项目编号：12AZW003）；2014年度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一般项目“叙事学视角下电影与国家形象的自我与他者化塑造――以1980s以来中国海外获奖电影为例”（项目编号：2014YYB011）；2013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形象诗学视域下国家形象主体性构建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为例”（项目编号：CXZZ13_0964）。 　　国家形象是指人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总体印象，它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既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国家硬实力的体现，同样也是文化、艺术等国家软实力的呈现。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文艺形式，在塑造国家形象、传播国家形象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近20年以来，我国的电影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王全安等导演的作品不仅获得国内观众的好评，而且多次在重要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对塑造和传播我国的国家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章将从乡土中国形象、文化中国形象等方面来分析电影《白鹿原》塑造国家形象的得与失，进而思考电影作为一种当代流行艺术形式，如何能够很好地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来塑造国家形象。 　　一、乡土中国形象的成功塑造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他的著作《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正是位于中国底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情境，小说以关中地区独特的乡土中国文化为背景，通过对白鹿原上白、鹿两家人物命运变迁的描述，向人们展现了地地道道的乡土中国形象。在电影《白鹿原》中，导演王全安对小说中所体现的乡土中国形象进行了成功地再塑造，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是电影能够获奖的原因之一。 　　首先，电影《白鹿原》通过秦腔这一艺术手段构建乡土中国形象。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戏剧种类之一，主要流行于关中地区。它的唱腔、乐器敲打流露出关中人民激昂向上的生活热情，体现出关中人民豪爽的性格、慷慨的精神、淳朴的民风以及勤劳的生活品质。秦腔表演在电影《白鹿原》中先后四次出现，第一次是在郭举人家，麦客们将秦腔表演作为饭后娱乐，表演的是《将令一声震山川》：“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大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激昂高亢的唱腔，敲打乐器时的敏捷动作，无不体现着关中人民对生活、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在影片结尾，秦腔表演则与中国传统的皮影戏相结合，导演设计这一幕的第一个目的在于表明白孝文和田小娥就像艺人手中的皮影，自己的人生由别人来演绎，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正是所谓的“戏如人生，人生入戏”。第二个目的则在于向观众展示关中的民俗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之，电影中的几次秦腔表演成功地塑造了关中地区的乡土中国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热爱本族文化，热爱生活的崇高精神。 　　其次，电影《白鹿原》通过祠堂文化的描写构建乡土中国形象。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人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是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族群居，每个家族都有自己共同的祖先，为了供奉本族的祖先，人们建起了祠堂。在小说《白鹿原》中，祠堂是白鹿村封建传统文化秩序的集中体现，人物的命运变化与祠堂息息相关，电影《白鹿原》对其进行了成功的诠释。电影的开场，白嘉轩带领族人在祠堂里一起背诵《乡约》：“德业相劝、见善必行、问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伺父母、能教子弟……”后来，白孝文因为辱没族规先后两次在祠堂里被父亲执行家法，第一次是因为和黑娃、鹿兆鹏偷看了牲畜交配的场景，第二次是因为和田小娥偷情。另外，白孝文、鹿兆鹏是在祠堂里成的亲，黑娃与田小娥的爱情因为不能被传统的宗族文化所接受，没能进得了祠堂。最后，黑娃和田小娥砸了祠堂，毁了乡约。可以说祠堂是传统乡土中国社会的一个标杆，它代表的正是农村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白嘉轩正是这一文化的守护者，而黑娃、田小娥、鹿兆鹏等一批青年人，则是其有力的反抗者。电影《白鹿原》对祠堂的几次展示是对乡土中国形象的成功塑造。 　　另外，在电影《白鹿原》中，同样参与到乡土中国形象构建中去的还有关中的黄土地、独具韵味的关中方言、大片金黄的麦田、静静矗立的牌楼、祠堂外的戏台……这些形象在影片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导演多次向观众展现这些形象的目的就在于塑造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乡土中国形象，进而向世人展现古老而文明的中国形象，这也正是其能够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摄影银熊奖的重要原因。 　　二、文化中国形象塑造的缺失 　　在范围上，国家形象可以分为“政治形象、经济形象、军事形象、审美形象、艺术形象、文化形象等。”[2]在小说《白鹿原》中，陈忠实对国家形象中的文化形象进行了成功的塑造，其中包括以“白鹿”为代表的图腾文化以及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