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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鲁米林 开放分类： 教育学、教育学家 C·T·斯特鲁米林(1401，1877—1974)，前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教育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工人运动。1905年开始科学文论写作活动。1921年以后，历任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副局长、科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委员、科学院分院和附属机关委员会副主席、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在莫斯科大学经济干部训练班、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任教。他在研究统计学、核算、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化、前苏联国民经济史方面卓有成就，先后发表著作与论文共180余种。斯特鲁米林是现代教育经济学的开山。1924年，他最早运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教育经济效益，《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作为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开篇作，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年龄、工龄、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他明确肯定，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均影响劳动技能的高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其劳动技能(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技能)也随之相应提高；劳动者个人和国家的经济收益，远远超过对教育的投资。这篇论文曾破例被收入到为1963年国际经济学会年会编辑的教育经济学文集里，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称之为“令人注目的先驱性论文”。40年代和50年代，斯特鲁米林对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等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发表有著名的《科学的经济效益问题》、《论新技术的效果》等论文。60年代，他开始将科技进步、人才培养、学校教育与经济效益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在其《苏联的教育经济》一文中明确指出，科学本身会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直接生产力，但它需要有教育作为转换机制，教育投资从长远观点看即是生产性的投资。《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 由引言、体力劳动和学校教育的关系、脑力劳动和教育程度的关系几部分组成。（一）引言部分，简介了作者对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进行研究的历史背景，简述了从1918年起至本文写成止研究进展的过程。（二）体力劳动和学校教育的关系在这一部分的预备步骤中，作者通过对所研究的特征稳定性进行的预先调查，发现在选定的工种类别范围内，只需进行2000—3000人次的调查，就足以取得既能确定材料性质，又可以满足准确的研究结果的需要。于是，作者从掌握的列宁格勒五金工人工会会员重新登记的职业卡中，挑选了2602张登记得最完整的机械车间的工人卡片。这些卡片上的技能是根据12级工人工资等级表上的工资等级和工资定额来确定的。当作者把这些战争前夕不同工种的工资额同1918~1919年这些工种的工资等级加以比较时发现，不难把工资等级推算成他们的战前工资额，并把确定一级工技能等级的计量单位作为确定技能等级的尺度，作者把它叫做技能等级的“劳动单位”。根据实际状况的描述，可以把工资等级转换为劳动单位的公式概括为：x=1+0.2(n一1)，式中：x—劳动单位数n—12级工人工资等级表上的等级数。经过一些预备步骤后，作者首先综合分析了年龄，工龄与教育程度和技能的关系。他指出：“总的来说，规律性表现在，随着工龄的增长，技能也提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技能起初是提高的，直到30—40岁，达到其最大限度，以后开始下降。”作者采用了著名的平均“标准化”(或称“规范化”)的办法，每次都在年龄、工龄、教育程度三个因素中排除两个因素，分别得出只在一个因素影响下技能变化的情况。作者指出：“年龄对于技能或体力劳动质量的影响，在32岁以前，即在工人的体力达到最强壮时期之前，他的技能是不断增长的，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体力自然下降，年老工人技能的市场评价也开始降低。在分析教育程度对技能等级的影响时，作者在分析中指出，教育程度对技能的影响，就平均而言，1年学校教育平均提高的技能，比1年工龄平均提高的技能高1.6倍。从技能的年增长指标来看，在从事体力劳动时，前3年学校教育使工人学到的东西，明显地比同一时间的工厂培训所学的要多，并且，7—16岁的学校教育，对于工人以后的职业活动是完全有好处的。由于实行免费教育，对个别工人来说，任何量的学校教育都是非常合乎希望和有利的。作者指出，学校教育在国家经济预算里的作用，考虑到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工人技能增长而日益增加的剩余产品量，按照最谨慎的估计，要比工人工资的价值增加一倍。按当时苏联的实际教育费用，一个学生一年所需的经费不超过20~25卢布，按把教师的劳动工资提高到每月30卢布(甚至提高到38.8卢布)计，把支出标准提到预算数800卢布，初等教育每年的收益与费用的比较为：第l~4学年，费用为126卢布，收益为4121卢布，收益比费用多3995卢布；1~5学年费用为170卢布，收益为4591卢布，差额为4421卢布。由此可见，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到的收益，超过国家对学校教育的相应费用的27.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