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模式如何影响中国.docVIP

狮城模式如何影响中国 2012年10月16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马岩　陈茜 2011年5月，新加坡“国父”、前总理李光耀宣布正式离任新加坡内阁，引发各国智库对“新加坡模式”的争相讨论。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对此颇为关注，其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特地为《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在21世纪管理模式竞赛中，“新加坡共识”可能比“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更具优势。 上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后，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受到来自于亚洲、中东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取经者”的追捧，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除了经济发展外，这些国家更加关注新加坡的政府管理经验。以新兴城市国家阿布扎比为例，大到长远城市规划，小到电子政务协议，都在一一效仿新加坡。而对于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来说，无论是文化传统的同根同源，还是实际执政体系的相似性，近邻新加坡无疑都是政府管理的良好典范。 9月21日，“2012中新社会管理高层论坛”在新加坡召开，主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此次论坛进一步深化了中新两国在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会议前夕，新加坡公共治理研究领军者之一——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伟先生，在京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加坡模式”及其对中国政府管理特殊的借鉴意义。 图：“2012中新社会管理高层论坛”9月21日至22日在新加坡举行。 公共管理理论演化 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分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两个时期。前期的“公共行政”理论以韦伯的层级官僚体系为基础，表现出层级制、官僚、缺乏弹性等特点。随着层级官僚体系遭受越来越多的诟病，管理学中的效率观念逐渐得到重视，“公共行政”开始向“公共管理”过渡。这一时期的公共管理理论奉行效率至上原则，强调政府效率，试图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结构，以此来节约管理成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绩效赤字，开始大规模政府改革。政府管理开始要求市场导向和因应而变，由此促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以市场需求改造政府机构设置，强调政府管理借鉴私营企业管理经验，从单纯追求效率的“一个E”（Efficiency，即效率）向“三个Ｅ”（Efficiency，Effectiveness，Economy，即效率、效果和经济性）转变。 吴伟总结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四个方面。首先，从强调政府管理效率最大化向兼顾效率、效果和经济性转变。其次，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强调政府管理过程中要提高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再次，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过渡，政府由从前的“大包大揽”开始逐步放权，在可以利用市场完成的领域允许民间力量进入。最后是主体的多元化，允许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参与政府管理。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见证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管理国家有如经营公司，有报道称“国父”李光耀曾刻意按照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模式设立政府机关、行政部门以及激励体制。这使得新加坡政府管理可以较好地兼顾“三个E”，其制定的经济策略似乎与商务计划具有某些相似性，其公务员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被赞许为“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管理在很多领域都与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合作。这一方面节省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避免政府负担过重；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市场优势，提高管理效率。”吴伟说道。新加坡的“小政府”理念和多元化管理主体、外包公共服务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可见一斑。 新加坡两所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均是企业化经营，成为公共服务机构民营化的缩影。虽然二者70%的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但却均以公司名义注册，运作形式依照现代公司的管理体系。“大学采用专家治校方略，而非行政方式管理学校，给予学者足够的学术自由，我想这是南洋理工大学在短时间内跃居世界领先院校的原因之一。”吴伟说道。 精英战略 以“精英治理”为特色的新加坡公共管理模式有别于西方高福利国家的“保姆式”管理，其既不鼓励希腊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但也能够提供优质的低成本教育等公共服务。新加坡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激励方案培养市民的良好行为，而这些方案又能使人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稳定，专心工作。其失业率一直保持低位；几乎没有人是无所事事的。 吴伟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人力资本优势，得益于长久以来所坚持实行的“精英战略”。虽然精英战略竞争激烈而残酷，但却颇具实用意义。从小学四年级起，新加坡学生便开始“被区分对待”。他们中成绩最优秀的3%将接受“精英课程”，由专门教师授课。小学六年级会考后，学生开始分流，将按照国立大学、理工学院和公益学院三种高等教育模式来进行定向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