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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投债现状、风险与机遇 作者： 伍毅荣 魏劭琨 / 时间： 2013年 1月号 我国城投债发展现状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新一轮的地方财政包干体制改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其重要内容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得到很大提高，地方财政在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却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事权”范围不断扩大，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地方支出急剧增长。地方事权远大于地方可支配的财权，致使地方财政收支严重失衡，不得不借助城投公司在金融市场融资，以缓解地方财政恶化的状况。 品种结构 2009年以来，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各地地方政府纷纷扩大投资规模、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城投债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债券余额迅速上升。截至2011年7月末，我国已累计发行城投债共计505期，发行金额累计共7367.2亿元（见表1）。其中，企业债无论是在发行期数上还是金额上均占据绝大部分；中期票据发行期数最少，但由于单笔发行金额较大，金额占比也较大；短期融资券发行期数多于中期票据，但单笔发行金额较小，因此总体占比较低。 主体结构分布 发行人级别。从发行人所在地区行政级别看（见表2），市级发行人（不含省会城市）在公司数量和发行规模中均占首位，其次是直辖市，之后依次是省会城市、省级和县级(省级”包括省、自治区，不包括京、津、沪、渝四市，“市级”不包括各省（自治区）省会城市，“县级”包括县和县级市。)。从平均发行规模看，直辖市、省级、省会城市、市级、县级依次降低，显示城投债发行人行政级别越高，经济实力越强，发行规模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县级城投债在数量和规模上均占有一定地位，且其平均发行规模与市级城投债基本相当，其原因主要是这39家县级发行人绝大部分来自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县（市）：浙江（17）、山东（12）和江苏（8），当地经济规模较大、财政收入较高、资产质量较好、担保评级较高，因此发行城投债规模往往较大。 行业分布。从行业组分布看（见表3），“工业”部门中“资本货物”在公司数量和发行规模上占比分别为50.9%和47%，排在首位；其次是“金融”部门中的“多元金融”，公司数量和发行规模占比为21%和24.8%；再次是“工业”部门中的“运输”，公司数量合计12.9%，发行规模占比14.6%。 从行业分布可以看出，城投债募集资金主要运用于：基建工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这与城投债本身“弥补地方财政缺口，支持地方基础建设”的功能属性是一致的。 信用评级与信用增级。从债项信用评级看（见表4），直辖市、省级和省会城市评级情况最好，“AA+”（含）以上比例分别达到76.9%、70.2%和79.0%，其中直辖市和省级的“AAA”高级别评级占比最高。 从主体信用评级来看，省级、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评级情况较好，“AA+”评级（含）以上比例分别达到57.4%、74.7%和?64.2%，省会城市的“AA+”（含）以上虽高于省级，但前者并无“AAA”评价。 总体而言，信用评级呈现如下规律：一是“行政级别越高，信用评价越好”，且直辖市优于省级。二是债项评级优于主体评级，且随着行政级别的下降，两者“级差”加大，显示级别较高的发行人因整合资产能力较大、资产质量较好，其主体信用和债项信用均较好；级别较低的发行人因自身主体信用较一般，需要通过各种增信手段提高债项信用级别。 从增信方式看（见图1和表4），除“县级”以外，总体呈“行政级别越高，保证担保比例越高”的特点，其原因可能在于：城投公司作为一种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其行政级别越高，所能够“动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关系越多，其越容易找到有担保意愿和能力的保证人。在非保证担保中，质押担保最多（大部分是应收账款质押，其余是股权、债券质押），其次是抵押担保（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从担保方式有效性来看，主要问题是第三方担保比例过大，抵质押担保不足，且第三方担保中存在“相互保证”或“循环保证”的情况。 城投债发展的机遇 城市化进程中的资金需求巨大。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不足50%，且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陆地区差异较大，无论是从城市化的“量”还是“质”来看，均落后于世界甚至东亚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城市化发展是城市建设的过程，突出表现在道路交通、城市水务、电网热网、垃圾处理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上，而城市基础投资资金的缺乏、投资总量不足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的普遍问题。由此可见，一方面是城市化发展中地方政府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有强烈偏好与冲动，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导致城建资金缺口不断扩大。在此环境下，地方政府只能“借道”地方投融资平台弥补资金缺口。 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整治的大背景下，城投债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少数可行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