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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中国高储蓄率摘 要：论文以 1999—2009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储蓄率。 　　一、引 言。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2008 年的数据已达到 52. 3%，较 1992 年增加 12. 01%。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储蓄率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有所下降，到 2000 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增走势，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国民储蓄率年均增长 3. 9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储蓄率从 2000 年的16. 5% 增加到 2008 年的 22. 49% ，年均增长 4. 08% ; 企业部门储蓄率从 2000 年的 15. 65% 增加到 2008 年的21. 6% ，年均增长 4. 76% ; 政府部门储蓄率从 2000 年的 6. 36% 增加到 2008 年的 8. 21% ，年均增长 5. 87% 。从部门的截面贡献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带动起来，政府储蓄虽然近几年增长迅猛，但所占比例较小。持续高位运行的储蓄率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抛出了“中国经济责任论”和“储蓄国责任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讨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热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 学术界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视角的解释，如人口结构因素［1］［2］［3］［4］［5］、经济增长因素［6］［7］、预防性储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门贡献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 2000） 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未来收入增长率与食品占家庭消费支出之比均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人口抚养比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却未对其构成影响。［1］Modigliani 和 Cao（ 2004） 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储蓄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由此看来，Kraay（ 2000） 与 Modigliani ＆ Cao（ 2004） 在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结论是不一致的。Horioka 和 Wan（ 2007） 在上两篇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 （ 1） 收入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且系数较为显著。（ 2） 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3］在较近的国内文献中，杨继军（ 2009） 和汪伟（ 2009） 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杨继军（ 2009） 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且系数显著； 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且人口抚养比每下降 1 个百分点，储蓄率就增加 0. 124 个百分点； 由于人口抚养比的弹性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故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伟（ 2009） 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两个急剧转变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 （ 1） 是从 20世纪 70 年代后期实施的改革开放，以 1978 年为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均值由 1953—1977 年的 5. 5% 上升到1978—2006 年的 9. 6% ，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变动基本一致。（ 2） 是人口政策的转变，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储蓄率的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型，并通过“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带来高储蓄。经济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响，又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5］。 ?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高储蓄率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图 1 描述了 1995—2008 年期间国民储蓄率与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关系，根据该图可知，2000 年是这一变化的转折年份，Kraay（ 2000） 与 Modigliani ＆ Cao（ 2004） 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与他们的数据区间不同有关，同时根据该图可知，杨继军（ 2009） 对 2002—2007 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了负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