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精神及和谐社会构建.docVIP

儒家伦理精神与和谐社会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创新，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积淀在其文化传统中。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在于对和谐的追求，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谐是其最高价值标准。儒家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讲修身持家，还是治国安邦，都是从仁爱与和谐的起点生发。儒家讲心性，讲和谐，也是从关系中讲起的。个体是如何自存的？人我的关系如何？在血缘关系与非血缘关系中怎样自处？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如何？个体身心如何协调？如何由仁爱的情感达至和谐的目标？为何要建立一个充满人性、人情的社会？怎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儒家在这所有的问题中都是以伦理的方式解决的，显示出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温柔敦厚的精神气质，对于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处世方式，理解其在世界文化圈的独特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一、立己立人：忠恕 　　中国哲学重视道德价值。人己关系是道德的核心。谈人己关系，在古典道德体系中，多从人性论生发。 　　儒家“内圣”的伦理特别阐释的是“不忍人之心”。作为本体，它是天地大道；作为人性，又是德性之源。儒家伦理从善良人性出发，特别重视仁爱与人伦关系的和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实现爱人的途径是“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恕”，“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几乎是普世伦理的“金言”，让世人和睦相处。 　　孔子释“仁”，一为“爱人”，一为“克己”。仁者，爱人也。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亦能乐人之所乐，悲人之所悲。孟子谓人皆有仁、义、礼、智“四心”，而“仁心”，即“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救坠井的孩子，纯是良心使然，非为其他。仁爱在人际关系中是互动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不注意修身，仁心泯灭殆尽，甚至沦为禽兽；而此恻隐之心在善于修养的人身上则涵泳、发显至光大，璞玉生辉，将善念、爱心从个人推及家庭，扩而充之，到他人、社会、国家，构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人格和精神境界。 　　在儒家看来，己如何立？就在一个“心”字。以精神的我、道德的我来立。人的道德心，人的良知良能，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诚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在儒家伦理中，道德是通过良知，通过人们的内在体验而融化在情感之中的，所以他们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强调人的本心、初心、良知、良能的重要作用。从良知之呈现中认识到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不需要借助外力而自觉、自主地体悟道德境界。 　　人如何立？人我的关系如何？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立人在一个“推”字。推己及人，能近取譬，以同情的方法，将道德原则普遍化，这就是立人的途径。“推”的意义何其大也！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对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推”必兼具理性与感性。善推其所为，从自我的意志推导出他人的意志，首先必有理性，“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都是颁定普遍律的意志”（康德），普遍反映人们的自由意志和善良愿望；同时，个体是在关系中存在的，善推也是一种将心比心、以心传心的思维方法，是对“恻隐之心”的善用，用心灵的直觉来把握义理。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推己及人，才有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和睦关系，也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天地之心：思诚 　　儒家伦理将“诚”看成贯通天地人心之最高道德原则。何谓诚？《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在道德冲突中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道德为什么是必然的？人为什么要对别人、社会负责？道德目标在何种程度上有它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呢？儒家讲诚是以人性善的先定假设为前提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时善良本性是天人之理。这样，人道与天道、人心与道心就豁然贯通。因而，诚可贯穿天人，赋予天人同样的德性。诚既是天地大道，也不离人伦日用。 　　儒家典籍《中庸》论“诚”最详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诚”，是上天本然之道理，是自然法则。诚之，是用功择善，是人生法则。诚者本性自然符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