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荣新江.docVIP

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荣新江　　　东汉初，班固著《汉书》，始立《西域传》。他给“西域”下的地理定义是：“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表明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但《汉书·西域传》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而包括了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皆立西域传，所记录的范围随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西域”一词，也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西域，一般即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广义的西域，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　　依现代地理概念来看，狭义的西域是中亚的核心部分，而广义的西域所指，大多数也在中亚的地理范围内。所以，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和“中亚”等同起来，把“西域史”等同于国际学科划分中的“中亚史”。严格说来，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但我国从事中亚史的学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西域，所以也就约定俗成地把中亚叫作西域；而我国的中亚史研究，也主要是狭义的西域史研究。本文所述，即以狭义的西域史研究为主，兼及整个中亚史研究的范围。　　近代以来，狭义的西域成为清朝的一个省份，而国家之间的界线也日益分明，古代的“西域”概念渐渐消失。我们这里所谈的西域史，按一般的历史分期断在1840年为止。　　　　　　一　　从现代意义的历史学来说，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应当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　　从乾隆年间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到光绪十年（1884）建新疆省，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使内地的学人初步掌握了有关的知识。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前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对清朝构成威胁，中国的边疆问题日益严重。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特别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探讨边疆问题。乾嘉朴学考据的方法和西洋制图学的传入，为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而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亲身到了新疆，为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著述提供了机遇。这些著作可举以下为代表作：祁韵士（1751—1815）的《皇朝藩部要略》、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 徐松（1781 —1848）的《西域水道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陶保廉的《辛卯侍行记》。　　祁韵士1805—1809年间被流放到伊犁，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在此基础上，著《藩部要略》十八卷及《表》四卷，对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历史加以系年，记述各部的分合演变。祁韵士还著有《西域释地》二卷、《万里行程记》一卷；编《伊犁总统事略》十二卷，后精简为《西陲事略》；又参与编纂《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张穆曾复校《藩部要略》，其重点研究蒙古史地。他有感于《元史》错误较多，于是参考清朝官书及地方史志，写成《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记述了内外蒙古、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蒙古各部的山川城堡、沿革事迹等。此外，张穆还撰有《元裔表》、《外藩碑目》等。　　徐松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因科场案流放伊犁，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他又把祁韵士编《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定，编成《新疆识略》十二卷。在新疆期间，徐松有机会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实地考察。他于道光元年（1821年），仿《水经注》的体例，撰成《西域水道记》五卷，以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十一大湖为纲，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记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对当地留存的碑志材料，也做了辑录。此外，徐松还撰有《新疆赋》二卷，用韵文体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他还著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不仅比勘史料，多所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较前人高出一筹。　　何秋涛先有《北徼汇编》六卷，后大加增补，把古籍中有关北方地理的史料和他本人的考证抄在一起，辑成一部大书，文宗（咸丰）赐名为《朔方备乘》。此书记汉至清道光间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俄罗斯、东欧的历史、地理，尤详于蒙元时期的北方边疆和中西交通，是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集大成之作。　　陶保廉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随父赴新疆任官，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所著《辛卯侍行记》对沿途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比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之学的盛行。这类书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七年（1756—1782年）修成；《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