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案三.docVIP

陈寅恪学案三“示来者以轨则”——陈寅恪学案（三） 　　陈寅恪先生治学，正符合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的，“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在自道治学范围时，他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2]实际上，寅恪先生为学的精博均远远超过钱牧斋。先生之学，有独特的体系，涉及文史哲三领域，若沿用近人区分，则可概括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元史、明清史、敦煌学、突厥学、藏学、宗教学、中古文学、佛经翻译文学等。　　先生治学，有其内在理路及发展规律，演变轨迹，历历可寻。其间大的转变有二，即从西北史地到中国中古文史哲之学的转移及从中古到明清的易代[3]。后者以始撰《再生缘》为界限，以《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较为明显。前者的转变始于何时，意义如何，尚需深论。　　寅恪先生自少年起，“廿载行踪遍五洲”，[4]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5]。1923年，他自道习藏文心声[6]：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7])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 习藏文的目的在唐史、吐蕃史[8]及佛经翻译。而习其他诸文字，亦有历史、佛教二目的在焉，这一点可与他著文相证，也可从他回国后所开课程得到例证。1926年，在清华国学院普通演讲题目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指导学科范围为五类，即1．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2．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者之比较研究(如研究唐蕃会盟碑之藏文、阙特勤碑之突厥文部分，与中文比较之类)。3．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4．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5、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9]除年历学外，基本属于西北史地与佛经翻译两类。　　俞大维指出，“他(按：指寅恪先生)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的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F．W．K．Mueller、俄国的W．Barthold，及其他国学者”。但从先生治学目的看，更主要的是承清末学术风气。先生“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10]研治蒙元史、西域出土碑铭等为此潮流中应有之举。晚清梵文也成为学者音韵训诂之外的研究对象，如章太炎、沈曾植等多能通之。“海日尚书”[11]与散原老人关系密切，对先生影响尤大[12]，而先生出国研习文字，正是预清末学术发展之流。在欧洲、北美，先生承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蔚为大宗，风云际会之际，吸收西洋学者治东方学精华，更辟天地，在清末西北史地、佛典翻译基础上扩大视野，层楼再上，使传统的史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自归国至1931年先生撰文24篇[13]，除《与妹书》、《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外，所论者主要包括蒙元史、敦煌佛经及佛曲等、西域佛经、满文译本、佛教史、唐史诸种，而前三种尤所致力。在蒙元史领域，先生四论蒙古源流，尤以《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以藏文、蒙文、满文以及德文、拉丁文资料，并结合汉文史籍及“长庆唐善会盟碑”，考证《蒙古源流》中“达尔玛持松垒”为朗达尔玛与可黎可足(即敦煌写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书·吐蕃传》之彝泰赞普)的合称，发千载之覆，及《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指出《蒙古源流》取裁于元代吐蕃喇嘛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蒙古族起源在《蒙古秘史》上增加了天竺、吐蕃二种神话等，意义重大，奠定了中国藏学[14]、蒙元史[15]学研究的基础。在敦煌学领域，先生为最早提出“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之一，并以对佛经的精熟[16]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中亚文字功夫，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佛经及佛经翻译作品对演说经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17]，不仅较罗振玉等据传统史籍考证佛曲更上一层，而且与东西洋学者相较，亦站在世界前列。这些论著不但使寅恪先生成为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人[18]，而且也奠定了其比较文学研究先驱者的地位[19]。　　寅恪先生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少数可以与西方东方学者分庭抗礼的学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