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凡 中国会计何处去.docVIP

中国会计向何处去？ ——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与展望 汪一凡 ? 2011年10月10日，将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百年前的这一天，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点，回眸这百年历程，为的是更好地展望未来。 引 论 ?早在19世纪后半叶，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国人尝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被迫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变革。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进程，直到辛亥革命前夜，除了伍联德（星联）之外，对世界学术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人似乎还不多见。伍联德是英国剑桥的医学博士，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他受命担任大清的全权总医官。此前世界医学界所知的鼠疫是“腺鼠疫”，只能通过老鼠来传播疫情，他首次发现这一次有所不同，疾病是通过呼吸道在人类之间直接传染的，因此定名为“肺鼠疫”，并采用将病人严格隔离开来的办法，结果在不到四个月内，就彻底消灭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得到世界医学界的高度认可，1911年的世界（时称“万国”）医学大会也因此是在中国召开的。梁启超作这样的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参见王哲《国士无双伍联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近百年后，2003年“非典”防疫所采用的隔离方法，也不过是当年方法的翻版而已。 ?但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自然科学（或“理工科”）的情况。中国在这一领域实在落后得太多，被“无限放大”后，摧毁了国人的自信心，误以为我们在所有领域都是落后的、不值一提的，以至于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一切成果，“全盘西化”。凡是中国固有的，大抵被“妖魔化”，弃之如敝履；凡是西洋来的，肯定都是好东西。其结果是大大扭曲了国人的思想观念。例如，今人一听“八股文”就会摇头，实际上却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八股文，少有人知道它在测验应试者的智商和创意上所起的妙用，少有人知道“八股取士”远比科举晚期的“策论取士”结果更可靠，也少有人知道西方文官制度直接受益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这都是当年“妖魔化”的后果。于今更甚，一百年来的潜移默化，使当代中国人已经形成在前人和洋人面前都“抬不起头”的心态。一提起前人，就是当年“大师如云”，今人如何不行；一提起洋人，就是西方有多先进，我们如何落后云云。 ?其实，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环境和活法，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只有五百人，现在的北大校长管多少人？未必就差到全然不可比。今人的毛病，前人其实也未能免俗，蔡元培为聘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也曾信口编造陈的留学与任职履历，陈独秀居然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只是“距离产生美”，现代人淡忘了而已。至于当年为什么“大师如云”，一位文史专家认为，可能有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一是从清朝到民国的观念剧变，二是西方思想的大举引入，直接结果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处于“占山为王”的草创时期，谁先进入这一领域，只要做出在方向、方法上没有大错的成果，当然都是奠基性的，都是“大师”，后来者肯定绕不过去，只能在此基础上推进了。所以，只是当时机会多，现在机会少而已，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科技发展，新的领域也会不断出现，今人也不是就全无机会了。 ?盲目崇洋也是不对的，会使我们连质疑的勇气都没有，学术界一旦有此心态，就只能唯唯喏喏地“跪着思考”，一窝蜂似地争相介绍和吹捧国外成果，跟在后面做些顺水推舟式的小研究，毫无份量，谈何原始创新性！蔡元培先生主张“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他主持下的北大，“长袍马褂”者和“西装革履”者为伍，互为同事，其实恰恰说明他“学术平等”的开放思想，他自己是前清进士，当然知道科举功名的含金量毫不逊色于西洋学位，此种现象自在情理之中。可惜，这些年下来，我们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自降身份，逢洋必学，以至于缺乏最基本的判断能力，连“学术垃圾”也一起引进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看到报载，居然还有人请美国经济学家来中国传授“过冬经验”，这些人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冬天”正是从美国扩散出来的！ ?百年之后，连八股文都应该重作评价了，何况其他？笔者认为，在倚重思想传承的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全面先进、遥遥领先”只是个假象，反而存在某些有待质疑的重大方向性问题。例如，对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玩弄数学模型为荣的经济学界集体失语，在“提出预警”上交了白卷，其“全行业价值何在”就是值得反思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是落后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反而还有不少可圈可点的领先成果。例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在西方经济学家少有参与的情况下取得的，“中国模式”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受笔者的学识范围所限，本文仅以会计作为分析的样本，开宗明义地表达两层意思，一曰西方会计模式并非完美无缺，有太多的不堪一击之处，甚至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