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变研究历史与进展.docVIP

1919年英国物理学家阿斯顿(F.W.Aston)发现轻核聚变反应，并和卢瑟福(L.Rutherford)一起证实了轻元素以足够大的能量碰撞引起核反应的现象。10年后，阿特金森(R.Atkinson)和奥特曼斯(F.Houtemans)提出了太阳内氢原子在几千万度高温下聚变成氦的假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物理学家费米(E. Fermi)和爱德华·泰勒(E. Teller)提出了氢弹原理和核聚变反应堆的设想。早在氢弹爆炸前5年，英国帝国大学的汤姆逊(G. P. Thomson)就提出，利用箍缩效应使等离子体离开器壁，并加热到热核反应所需温度来控制热核反应的设想。同期前苏联也开展了类似的研究。为了解决环形等离子体的平衡问题，塔姆(I. E. Tamm)和萨哈洛夫(A. D. SaSharov)提出，在环形等离子体中通以大电流，所产生的极向磁场和环向磁场一起形成的磁场位形，可以约束等离子体。 氢弹的爆炸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氢同位素聚变热核反应。英、美和前苏联从核武器发展考虑，一直在互相保密的情况下，开展受控热核聚变研究。在研究初期，科学家们认为受控热核聚变的成功，会像氢弹一样，指日而待。但经过近20年的努力，到1958年受控热核聚变还未能实现。其中最使科学家们困惑的，莫过于环形装置实验达到的约束时间，远小于理论预计的约束时间。鉴于研究工作停滞不前的困境，英、美和前苏联的科学家意识到，保密不利于研究工作发展，很快建成聚变堆的预期不切实际。于是三国科学家开始了互访交流，并在1958年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上，三国展出了各种核聚变实验装置，而且达成协议，互相公开研究计划。这次会议以后，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到高温等离子体等基础问题上。 在等离子体约束装置研究方面，角向箍缩曾有一段鼎盛时期，其离子温度达到几百到几千电子伏，遥遥领先于其他装置，但约束时间太短。此后为消除终端损耗，环形箍缩装置受到重视。在理论方面，等离子体偏离麦克斯韦分布所引起的微观不稳定性开始为科学家们所重视。朗道阻尼在实验上得到证实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 1968年在原苏联新西伯利亚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各国科学家报告了各类装置上的实验进展和有关激光约束等离子体的研究进展。令科学家们感到鼓舞的，莫过于阿齐莫维奇公布的托卡马克T-3上取得的最新实验结果。在T-3上，电子温度达到1keV（千电子伏），离子温度达到0.5keV，等离子体约束时间达到了玻姆扩散时间的50倍，nτT值达1018 m-3 s?。会上有些科学家对此结果持怀疑态度。 1969年卡拉姆实验室主任皮斯(R. S. Pease)征得阿齐莫维奇同意，派了一个专家组，用激光散射仪核实了T-3的电子温度，并证实了电子速度的麦克斯韦分布。从此，各国掀起了研究托卡马克的热潮，纷纷建设大小不等的托卡马克装置。美国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很快将仿星器C改建成托卡马克ST。ST验证了T-3的实验结果；T-4得到了接近3keV的电子温度，约束时间长达10 ms。此后，法国TFR上，等离子体电流高达360 kA；美国ATC和ORMAK上采用高能中性束加热，等离子体温度达200~300 e V。在ST和ATC上还分别进行了离子回旋共振加热和绝热压缩加热；在强磁场托卡马克ALCATOR上进行了高密度运行实验；在T-9、DOUBLET-II及JFT-IIA上进行了非圆截面托卡马克实验。 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二代托卡马克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行。PLT和T-10运行不久，就得到600 kA以上的等离子体电流，电子温度超过1 keV，能量约束时间τE是40~60 ms。在托卡马克的热潮中，从事其它途径研究的科学家仍在尝试：箍缩方面有环形、带状和环形螺旋等装置的实验和理论研究；磁镜方面有八极磁镜(有8根约飞棒)、垒球-II和2X-II等的实验研究；激光约束等离子体和电子束产生等离子体的研究等。聚变堆的概念设计也开始进行。到70年代后期，托卡马克上的研究取得了不断进步：在ISX上，平均β值达2.2%，中心β值达8%；在T-11上，平均β值达2%~2.5%，中心β值达9%，都超过了气球模的β极限。 在理论方面，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究工作主要针对基础理论问题。到了后期，主要工作转变为理论与实验对比研究。关键研究内容包括反常电子热导、磁流体动力稳定的β极限、杂质行为和控制、辅助加热和聚变堆热稳定性等等。 一系列研究的突破，为托卡马克型聚变堆初步设计打下了科学基础。20世纪80年代，聚变研究的热点，已经从聚变功率的获取条件转向经济上可行的聚变堆特性优化问题。如高β值、加热系统的效率、准稳态运行能力以及便于装卸的线圈结构等等。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托卡马克TFTR和JET的实验结果于1984年在第十次国际会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