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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訓的周文王紀年與夏商周年代學研究 作者：張立東 文章来源：简帛网 点击数：581 更新时间：2009-5-25 荐 ★★★ 【字体：小 大】 　去年，兩千多支戰國竹簡入藏清華大學。主持整理工作的李學勤先生介紹說其中有不少《尚書》，[1]遂引起關注先秦史的學人的熱烈期待。最近整理小組在《光明日報》連續發表了數篇簡短的研究文章，使門外學人得見些許真容。劉國忠先生的《保訓與周文王稱王》對篇頭的“惟王五十年”進行了討論。[2]嗣後，姜廣輝、[3]李銳等先生亦對這句話有所探討。[4]本人過去研究商代積年時曾對周文王的紀年做過一些研究。[5]如今有幸讀到先秦《尚書》類文獻中有關文王紀年的材料,遂產生了一些想法。現將淺見奉出,以求教于雅士高賢。 一、周文王的在位年數 　　關於周文王的在位年數，傳世文獻有明確的記載，可與《保訓》的“惟王五十年”比對。最重要的是《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周本紀》也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而《呂氏春秋·制樂》則謂“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三》亦云：“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蒞國五十一年而終。”關於二說的關係，周秉鈞先生的《尚書易解》認為：“文王享國五十一年，言五十，舉成數也。”[6]過去研究商代積年時，我即依周說定周文王在位年數為五十一年。 　　劉文據《保訓》認為：“周文王在其即位五十年時患了重病，並留下遺囑，他去世的時間應該就在此後不久，因此其在位年數應為五十年。”實際上，患重病與去世並非是一回事，二者之間或短或長。文王在位五十年時年齡已經很大，而還能發表這樣的長篇大論（姜廣輝先生戲稱之為“竟似閒庭信步”），顯見離去世可能還有一段時間。可惜《保訓》篇的紀時只有年、日而無月。如果篇中之事發生在文王五十年的年底，那麼即使文王在此後不久去世，亦可能是在下一年了。現在看來，僅憑《保訓》的“惟王五十年”周文王的“不廖”，還不能排除文王共在位五十一年的可能。李銳先生在對比《保訓》的“五十年”和《呂氏春秋·制樂》的“五十一年後”斷定“文王在《保訓》所記事不久後就去世了。”[7]顯然也是認為這兩個年數是可以相容的。僅就上引各種材料而言，文王在位五十一年的說法仍是比較可靠的。 二、文王受命 　　周人豔稱文王受命。然自漢代以來，學者多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之始。實際上周漢古書中關於文王受命之年共有三種說法：一是即位，二是斷訟，三是伐崇。經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對三種說法的文獻記載進行排比，年代最早的也最原始的說法是即位受命。此說在傳世《尚書》中有明確的記載。《尚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歷代注疏家雖然對授命之主體的理解稍有區別，但是解釋此處“文王受命”為“即位”則亳無二致。《逸周書·度邑》：“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此處的“天不享于殷”與“文王受命”顯然是天命轉移這一大事的兩個方面。該文明確告訴我們文王受命發生于周武王未生之時，而且至武王末年約六十年。周文王在位五十一年，若加上武王在位的七年，自文王即位至武王末年共五十八年，約合六十年之數。 　　《保訓》篇的“惟王五十年”是迄今所見唯一有關周文王在位年代的材料。這條重要史料證明了周文王之時已經有了自己的王位紀年。將此條與上引《尚書·無逸》和《逸周書·度邑》對讀，顯然三者有關周文王即位之時已受命稱王的說法是一致的。實際上《尚書·酒誥》對文王即位之時的受命有更明確的說法，只是漢代以來的學者大都沒有讀懂。其文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王國維認為“降命之命，即謂天命，自人言之，謂之受命；自天言之，謂之降命，”並將“元祀”解釋為“文王受命之元祀。”[8]可惜他依漢代以來的主流說法，將此“元祀”定在周文王斷虞芮之訟之年。結合《無逸》之文，該處的“元祀”顯然是文王即位受命之元年。若將《酒誥》的“天降命，”《無逸》的“文王受命”與《度邑》的“天不享于殷”對讀，這次天命變遷中授命之天、失命之商和受命之週三個角色即躍然紙上。 　　《保訓》之“惟王五十年”證明周文王的紀年始自即位，而非斷虞芮之訟。過去因未見如此明確的周文王在位年代，論者多以為儘管周文王在位五十一年，其紀年卻始自斷虞芮之訟的文王受命之年。然而，為漢代學者所津津樂道，而被歷代大儒接受的斷訟受命之說未見於先秦文獻。此說首見於西漢初年獨傳《尚書》二十七篇的伏生。其《尚書大傳》云：“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通鑒外紀》卷二引）。”稍後有《史記·劉敬列傳》：“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相對於上述見於四篇先秦《尚書》類文獻中的即位受命，秦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