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pdfVIP

光华时报/2010 年/9 月/24 日/第 003 版 建言立论 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 曹向阳 崇义县政协委员 从 2003 年“非典事件”的官员问责起，引发了社会对行政问责制度的广泛关注，政府、社 会学者加紧制定研究行政问责制度，群众在社会公共事件发生后，除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外，对 社会被问责及问责内容也是格外关注。但 7 年过去了，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还停留在“风暴式”、 “运动式”阶段。 一、行政问责制的社会土壤缺失 1、文化土壤缺失。行政问责制的灵魂是行政问责文化，行政问责的落实有赖于在整个社会 中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一方面它通过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 政传统、行政习惯等对政府及公务员进行“内在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其它主体的监督、质询对 政府及公务员进行“外在控制”。长期以来，我们出了问题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进 一步追究领导责任，则难上加难，“好人主义”泛滥，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淡薄，事不关已，高高 挂起。并且在一些领导干邹中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部下出事，领导受追究是搞封建社会 的株连制，领导受牵连不合情理，是代人受过，往往心慈手软，难以追究。因此，只有将问责文 化内化于人们的潜意识中，才能使问责主体在日常工作行为中自觉地、主动地利用其问责的权力 和机会，真正发挥问责的监督制约作用，才能使作为问责客体的政府及公务员更能积极面对社会 的诉求和迅速回应公众的需要，真正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承担责任。 2 、统一制度的缺失。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后， 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如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各地也颁布了大量 的地方性规定，如《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责任制问责制 试行办法》等，但是，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规章制度、政策层面，没有上升为法律，尤其是没有 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国外行政问责制比较成熟的国家大都从宪法的高度规定行政问责制，并作为 宪政的一部分；然而我国的宪法中仅仅规定了政府的权力，而对政府公权力滥用后的责任承担则 少有涉及。虽然《暂行规定》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责”的统一立法问题，但该规定颁布的效 力等级仍是比较低的，也没有处理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冲突问题。 二、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的社会土壤中，要孕育出科学合理的问责制是有相当难度的，目前实施的行政问责制 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1、权责不清。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在追究 责任时，相关部门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责任，谁都没有责任的情况；或者在问责中，问责客体 具体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模糊不清。有些单位的行政问责制，对行政失察、失职的行为或追究事 项的规定太过于笼统，导致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执行；对责任追究对象也过于模糊。 2 、问责范围太小。时下的问责实践，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领导体系中，努力 贯彻对上级负责、对权力负责的制度化，而在对法律负责、对公众负责、对权利负责的努力上有 所欠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以来，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一些重大事故问责了相应的行政首 长。但总的来看，我国的问责范围太小，主要表现为:一是行政问责仅仅停留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 对影响力、破坏力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二是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 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三是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而不针对无 第 1 页 共 3 页 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四是问责只是针对经济上的过失，而对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五 是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 3、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目前各地的行政问责探索实践，还主要停留在由上级 行政机关来问责，而国家权力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问责还很不够。以同体问责为主，在 实践中难免存在问题和不足，可能导致官官相护，从而难以做到真正问责。从行政问责制的长远 发展来看，必须实行对行政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从内部问责到外部监督的方向发展，即异体问责。 4 、相关法制及程序不完善。目前的行政问责制缺乏明确而规范的问责程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