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田园最后时刻.docVIP

传统田园的最后时刻—— 《受苦人的讲述》阅读手记之一 这两年，我顺着一个问题进行了系列阅读。我关心中国在这一百年，是如何从农业社会、家族社会演变成眼前这个世界的。我先后读了《两户人家》《金翼》《玫瑰坝》《秧歌》等等。这些作品，文学味较浓，大多是纯虚构小说或社会学自传体小说。现在我开始阅读的这本书，正好可以更加理性地验证许多素材和观点。这本书是郭于华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郭于华教授对陕北“骥村”进行了十五年的田野调查，并且研究大量史料，从底层平民的视角，重新清理一个乡村从清末、民国，到土改、农业集体化、四清、文革、包产到户等运动中的真实历史。 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专业的社会学著作同时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细节非常丰富详实，易于阅读，明白晓畅。 作品中调查的村庄“骥村”，是西北一个典型的贫困山村，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十年九旱”。至今，所在县仍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县。当地以农业耕作为主要生存方式，庄稼人自称“受苦人”。作品也因此命名。 作家从“受苦人”的角度来梳理这几十近百年的“苦”，不仅是天灾之苦，生活之苦，更重要的是“苦”的演变，“苦”这个概念如何被利用，农民如何饱受各种政治之“苦”。作品的第一部分讲述土改之前的乡村状况，就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个时刻的乡村，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模样。是我们现在能追溯到的，能有一手材料的传统乡村，就是这个时刻。 这本书对“骥村”当时的乡村文明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这些调查支撑起的细节，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朴素原始，平静祥和的乡村社会。 在当时的“骥村”， 占文明主导作用的是乡村士绅阶级——马氏宗族。271户人家里共有55户地主，土改前分化为72户。相邻村庄的许多人家成为马氏家族的佃户。围绕马氏家族，形成了细致的社会分工，比如仅匠人就分为木工、石工、泥工、铁工、柳工、画工等等，在这些工匠中，还产生了不少技艺高超的人才，在当地颇有影响。 这个村庄贫富分化程度较高，但各阶层的关系，并非如后来宣传的那样。虽然不是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但也绝不是泾渭分明、紧张冲突的阶级对垒，而是一个有分工合作的关系复杂的社区。 作为士绅阶层，乡村文明程度最高的群体，他们的努力建设维系着一种乡村文明。 马氏宗族做了几件在当地影响深远的大事：“筑寨”“赈饥”“修祠堂”“建学校”。 筑寨修了城门、炮楼等等，并配有火炮、来福枪等等，保障了本村和附近的乡民安全，避过清同治年间的“回乱”。因当地经历过两次重大天灾，马氏宗族都承担道义之责，赈济饥民，开仓散钱散粮，并且开设粥场。其中一次开设粥场达两年之久，帮助当地乡民度过荒年。村民感念善举恩德，立下“筑寨”“救灾”两块石碑，并在1949年之后的历次劫难中，村民都精心保护，这两块石碑，现在成了当地的主要纪念标志。 我最感兴趣的是马氏宗族办学的情况。 在林耀华的小说体社会学研究著作《金翼》中，就曾详细描述福建乡村士绅如何集资办学。社会学家、农业学家董时进的自传体小说《两户人家》也细写了当地的士绅如何送子弟读书求学。 我父亲的祖父早年在广东乡村办学，至今学堂建筑仍在，成为当地受保护建筑。我母亲的祖父也曾在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创办小学，我母亲至今记忆犹深的是，1949年时，还是小学生的她，亲眼目睹小学校长被枪毙在河滩上。 在“骥村”，办学也是马氏宗族非常看重的事。他们信奉“耕读传家”，提倡供书求学，要求子弟读书致仕、建功立业。他们遵循“耕为本务，读为荣身”。清朝迁居至此便设立私塾，至民国则创办私立小学。小学校接受所有适龄子女读书，马氏子弟的学费不足部分由宗族祠堂补足。最有意思的是外姓、外村的子弟入学读书的学费更加低廉，到后来甚至不收学费了。 不仅免费让贫家的孩子读书，他们还开设邮政代办所，学校订阅报刊杂志，让乡村了解外面的世界。这种做法，在现代的农村都少见。 这些努力，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明，农业文明的最后努力。在这种良好的教化、马氏家族的表率之下，当地民风淳朴。乡民们把他们称为“恩德财主”。至今当地老人仍会提到：“骥村”的财主是“恩德财主”。无数关于善行的小故事仍在流传。 上世纪四十年代，马家人意识到了时代变化，他们也有较长远的眼光，他们送子弟去外面求学，到城里接受中高等教育，天资良好的子弟可以到海外接受教育。 但是，巨变即将到来，传统农业文明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另一种文明的冲击，并且就此溃败消失。 《受苦人的讲述》更多着墨于这之后的改变，往后的手记我会继续分析，这个村庄如何迎来新的时代。 （西门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