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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Q正传》问世以来，阿Q精神胜利法一直是人们评论不休的话题。具有精神胜利法的阿Q还逐渐跨越了文学界的门槛。走入其他学科的研究视野，成为一个跨学科、跨世纪、跨文化的现象。但总起来看，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且对其批评多于谅解。文本解读多于心理解读。本文拟从心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以期为它提供一个本原意义的心理学解释。 　　 　　一、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实质和适应意义 　　 　　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一个人遭到失败、受了屈辱后。不能面对现实，而是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求得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满足。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正如孙中田指出的。“防御机制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硬核”。 　　心理防御机制是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首先提出的概念，指自我在解决那些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冲突时所使用的全部策略。换言之，当一个人受到挫折或心理上产生冲突时，必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为了缓解焦虑，人必须采取一些策略。这些用来缓解焦虑和不快的策略就是防御机制。当前，心理防御机制已被普遍看做个体对环境、对社会的一种适应。阿Q精神胜利法的典型表现之一即“儿子打老子”论，其心理实质是试图通过幻想、否认等手段缓解内心的痛苦和压力，以矫正心理失衡、维护自尊。它是阿Q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适应。具有减轻痛苦、重新获得心理平衡的心理保护功能。在个体心理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适应价值。 　　从种群的角度讲，适应环境不仅是一种生存选择，而且是一种生存本能。从个体的角度讲，适应不仅是维持生存的最基本手段，而且也是维护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目标。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适应有同化和顺应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个体接纳、改变外界信息而无须改变自己，后者是指个体必须改变自己才能接纳新信息。在当时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社会关系中。阿Q作为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以其微不足道的个人力量显然无法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社会，在这些微弱的个人力量汇合威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之前，阿Q只能暂时改变自己以顺应环境。比如。他被人打了，但他不具备反抗的能力和条件，或者反抗之后会面临更大的健康乃至生命威胁，这时选择忍耐反而是一种保全策略。但忍耐是有限度的，忍耐的心理实质是压抑。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压抑不利于人的心理健康，长期的压抑会导致心理病变。为了消除被欺凌带来的心理痛苦和心理失衡，人有时需要找寻一个可以让心理相对舒适、让“面子”过得去的借口，这就催生了精神胜利法。同样是挨打。阿Q“儿子打老子”的说法至少让自己在心理上占了少许便宜。失衡的心理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因此。剥除政治的外衣，就其本质而言，阿Q的精神胜利法并不全是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而是有着人类原初的生存意义和个体健康的心理价值。所以，抛开社会的、政治的立场。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积极的一面，不应受到太多苛责。 　　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最普通的心理防御机制，其目的在于调整心理失衡、维护其微霸的自尊心。 　　 　　二、阿Q精神胜利法的诞生根源和现实土壤 　　 　　问题在于，为什么精神胜利法这一古已有之、今日犹存的心理防御机制在阿Q身上如此典型呢? 　　如前所述，精神胜利法是一种对环境的无奈适应，是一种比较消极的适应手段。它一般产生于积极的适应手段难以奏效或难以实施之时。阿Q并非不想反抗，并非不想用更积极的手段去适应未庄的生活。比如，他一开始并没有去偷盗，而是靠双手吃饭，只是在这一机会被无情剥夺，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之后。他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以偷盗为生。再如，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也并非不想反抗，但他没有能力和勇气反抗，因为他必须活命。因此，一切所谓积极的手段在当时的环境中都已无法实施，也就是无法去同化。只好改变自己。包括自己的意识和思想。于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诞生了。 　　可见，精神胜利法有其特殊的诞生根源和现实土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压迫促成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畸形发展。也许我们要这样责问阿Q：为什么不发展自己，使自己也成为一个赵太爷之类的“重量级”?这在当时的环境里明摆着不可能，阿Q就连参加“革命”也不能，因为“革命”的专权也被假洋鬼子之流霸占了!为什么不平平静静或平平庸庸地像其他农民那样活着?第一。在当时的未庄，农民不可能平平静静地活着，一则有赵太爷之类的压迫，二则“革命”的脚步也日益通近；第二。阿Q不可能像其他农民那样活着。因为他既没有土地也没有手艺。甚至连间破草房也没有。但是。阿Q又是当时贫穷农民的特殊代表，因为当时的农民，土地随时会丧失。手艺随时会变得一钱不值。换言之，他们随时会成为另一个阿Q。为什么不能拿出大丈夫的气概来自尊地活着?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提出一个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基本的生理需要(如吃饭、穿衣)得不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