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何时听到普法开战之讯.pdfVIP

曾国藩何时听到普法开战之讯 朱东安 ( 　　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 日 公元 1870 年 6 月 ) ( ) 2 1 日 , 时隔22 日, 即六月二十一日 7 月 19 日 普法战争爆发。也 正是在这一天, 法国公使罗淑亚照会直隶总督曾国藩, 提出“三员 论抵”之说, 即杀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及事发之 日途经天津 的提督陈国瑞, 为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抵偿性命的无理要求, 并 以武力恐吓, 若得不到满意答复, 即将天津“化为焦土”。正是屈服 于这种战争威胁的压力, 曾国藩始不顾国家主权受损与民族尊严 ( ) 遭受屈辱, 时隔一天, 即于六月二十三 日 7 月 2 1 日 三折同发, 一 将天津道、府、县官革职, 一将天津府、县官交刑部治罪, 一歪曲事 实、颠倒是非, 为法国侵略者粉饰辩解, 从而确定了处理天津教案 的基调。由此可见, 普法战争与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大致是 同时进行的, 它为中国抵制法国的武力威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 遇。正是由于这一点, 拙著《曾国藩传》将二者联系起来, 认为曾国 藩在知道普法开仗、法国已无力同中国打仗的情况下, 仍坚持原 奏, 说明他确实有一条久已形成的、屈辱妥协的外交路线, 其办理 天津教案的方针, 不过是这条路线的具体表现, 并非如他自己所解 释的那样, 一时上当, 误听人言。这种看法, 同他的崇拜者关于“即 ① 使其知普鲁士大军灭法, 亦未必改方针” 的论断, 也是大致相符 ① 黄浚: 《花随人圣庵摭忆》,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第 192 页。 ·179 · 的。至于曾国藩何时知道普法交战的消息, 则是根据其同治九年七 ( 月初六 日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 “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 此信 ) 甚确 , 渠内忧方急, 亦无暇与我求战, 或可轻轻解此灾厄。” 　　时隔 5 年, 杨天宏同志发表《普法战争与天津教案》一文, 对该 信提出质疑, 认为曾国藩不可能在这一天就听到普法开战的消息, 可能由于曾国藩书写或铅字排版之误, 导致所署时间错前4 天。他 认为, 该信当写于同冶九年七月初十或十一日, 而天津教案的处理 ① 方案早已经清政府批准、确定下来, 这时也就无法加以改变了。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家书所署时间真的错前 4 天吗? 　　笔者翻检《湘乡曾氏文献》, 见到原信的影印件, 落款为“涤生 ② 手示七月初六日”, 字迹清晰可辨, 可以完全排除铅字排版之误。 　　这样, 若该信所署时间有误的话, 亦仅有两种可能: 或者记忆 有误, 误以初十 日为初六日; 或者书写有误, 本来要写初十 日, 而在 落笔之时误写为初六日。由于曾国藩多年来一直保持每天都记 日 记的习惯, 七月以来初六、初十、十一、十二 4 天都有“写纪泽信”的 记载, 所以, 记忆错乱, 时至初十 日, 还以为是初六日的可能性是不 存在的。如有差错, 也只有落笔之误一种可能性了。是否如此, 可 从信的内容进行考察。该信前半部分讲的是一些生活琐事, 无从确 定其时间, 而后半部分则提到一些重要情况, 参照其他资料, 可限 定其大致的时间范围。其后半部分说: “法国罗公使第二次照会欲 杀府县, 余坚执不允, 渠无如何。顷于初九日回京, 将与总署商办。 ( ) 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 此信甚确 , 渠内忧方急, 亦无暇与我求 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