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的前途与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转变——兼与黄宗智彭玉生先生商榷.docVIP

中国农业的前途与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转变——兼与黄宗智、彭玉生先生商榷贺雪峰近读彭玉生、黄宗智先生撰“小规模农业真是绝境吗——中国食品消费与农业结构转型前景”一文，有一些不同意见，特撰此文，以表述我们的一些看法。黄宗智先生关于中国农业及农村发展战略的意见，集中表述在“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读书》2006年第2、3期），“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2006年第10期），和“小规模农业真是绝境吗”（未刊稿，与彭玉生合作）三篇论文中，黄宗智先生等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1、中国未来10到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2、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3、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伴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如果将农村土地流转到继续务农的农民手中，则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可能在一个时点达到充分就业状态。4、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年至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5、为了适应农业的转型和达到农业的充分就业，国家应该制定鼓励土地流转的政策，以建立劳动密集基础的小规模农场。用黄宗智先生的话说：“在今后10到25年中完全可以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的农业劳动力剩余和低收入的问题，使农业本身能够为务农人员提供充分就业的机会和小康的生活水平，并因此稳定农村，缓解甚或解决三农问题。[1]在我们看来，黄宗智先生以上意见，存在诸多尚需进一步考虑的环节和侧面。大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中国消费结构转型的可能性，二是农村转移进城劳动力的状况，三是农业转型的非均衡性，四是农业充分就业与农民收入提高的含义。以下分别作些讨论。先讨论农村转移进城劳动力的状况。依黄宗智先生等人的计算，“今后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半，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5、6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25年后减来，即由目前约3亿农业从业人员减少到1.5亿左右。农业从业人员是一回事，农村人口是另一回事，虽然当前及未来可能有相当长一个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会转移进入城市，但转移进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因为职业的变化（由务农到务工），而大幅度提高收入。相反，进城的大多数农民事实上是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换句话说，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安家的所需，他们往往要在农村赡养父母和养育子女，自己年轻时到城市务工，年龄大了就要回到农村生活。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仅仅可以在农村保持生活的体面，而不足城市生活所需。换句话说，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并非这些非农就业者已经找到了高收入的就业渠道，他们只是在获取很低收入的情况下的城市体力出售者，是城市的过客。过去20年，进城农民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在城市安居下来，而是继续依托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将来10年甚至20年，进城农民工的处境也不会有根本改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政策和制度的原因，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高竞争低利润的低端产业结构，使中国的产业无法为进城农民工提供足够在城市安居的收入。中国发展所谓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的战略，正是城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秘密，但这个秘密的另一面则是低端产业无力为到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提供足够在城市安居的收入。不考虑全球化的逻辑，抽象谈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能为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有用的信息。再来看一看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黄宗智等人认为，今后10年，全国“对肉—鱼、菜—果、蛋、奶等‘副食’的需求则将大规模扩增，在达到今日城镇中上层40%的水平之后趋向稳定”，考虑到农村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10年后，中国农村“劳均肉、水产、禽蛋都是2005年的一倍，奶为当前产量的3倍”，到2030年，因为农业劳动力的继续减少和食品结构继续转型，农村劳均“副食”产出更多。因为肉类、水产等高蛋白食品和果蔬生产较粮食作物需要更为密集的劳动投入，从而可能实现农业的充分就业。但问题可能是，今日中国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完全与黄宗智先生等人的预计不同，就是当前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可能被长期锁定在目前的结构中。具体地说，当前城镇中上层40%的“副食”消费水平，无法变成全国平均的“副食”消费水平。第一，如黄宗智说，当前城镇中上层40%人口的副食消费已经达到顶端。而城镇中上层40%人口，正好构成当前中国经济收入金字塔的塔尖人口，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塔底的大量低收入群体，却可能并无增收空间。中国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