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经济前沿理论研究课件2.pptVIP

二、外部控制系统 １、公司治理的法律和政治途径 　Shleifer 和Vishny（１９９７）认为，公司治理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法律问题，甚至是资本社会化后，减少经理人对“投资者”剥削的政治问题。法律文献通常把外部融资理解为企业作为法人与资金提供者的合约。资金的提供者以牺牲资金的使用权（实际控制权）为代价，获得对资金的剩余控制权力。对合约当事人权益的规定、解释和实施，显然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尽管詹森（１９９３）曾经指出，法律、政治和管制系统在约束经理人挥霍行为时，并不是一件十分锋利的武器，但 各种公司治理机制在不同程度上无不依赖法律做出规定或加以实施。因而，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La Port、Shleifer 和Vishny(1998、2000)的经验研究发现，各国在股权结构、资本市场和分红政策上的差异与投资者在法律上所受到的保护程度密切相关。 法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至少体现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通过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直接对公司当事人（如经理人等）的行为进行规范；另一个层次是通过合同法等对公司章程，以及其它合约的执行 提供保证，来对公司当事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各国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同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了一些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司治理问题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原则。例如，尽管对股东投票权力在法律的实施范围和法庭的保护程度上存在很大不同，但各国的法律大都规定，股东具有对公司的重大事务，如合并、清算以及董事会的选举等，进行投票的权力。 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是，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与公司治理的其它机制相互影响的机理。法律实施的重要前提是当事人的行为同时具有可观察性和可证实性，一个在法律上仅仅可以观察，甚至不能观察，但无法证实的行为，法律是无能为力的。所以，可证实性成为法律的治理途径与其它治理机制的重要分野。在公司治理的实践中，总是把可以证实的行为交给法律来约束，如经理人的内部交易行为 等；而对难以证实的行为，通常由公司治理的其它机制来完成，如董事会对经理人日常决策的监督等。当一项以往难以证实的行为随着技术的成熟变得可以证实了，则有必要建立新的法律，或在现有的法律中增加新的条款。这是我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新的法律不停地制定，同时对已有的法律不断修正的原因。 当然，法律的治理途径与公司治理的其它机制的相互作用实际发生的情形更为复杂。设立董事会， 从法律角度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可以通过董事会对经理人行为的日常监督，而使分散的股东无法接触的、从而无法在法律上证实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证实。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公司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债务融资在约束经理人追求控制权的私人利益行为上的重要作用受到高度重视。如詹森等（１９８９，１９９３）等，注意到美国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的不足，鼓吹公司治理机制应从现有的形式向更多依靠杠杆融资如杠杆收购等的治理机制的转变。詹森等显然看到，由于赖 不还行为在法律上的可证实性，通过法律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要比单纯的激励手段有效得多，所产生的制度成本也相对较低。 公司治理的政治途径，一方面，对于实现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更多的是借助公司治理的法律途径来实现。如，美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掀起的接管浪潮，在各州纷纷出台反接管法案后，逐步转入低潮。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美国５０个州中，通过反接管法案的州达到４１个。这一结局的出现是由美国２００个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 的the Business Roundtable施加政治影响的结果。当面对不希望发生的接管威胁时，反接管法案的颁布可以使经理人手中的权力比以往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对政治因素的考虑对一国法律的制定产生深刻的影响。Roe（１９９０）研究了美国法律体系对金融机构控制大量股份加以限制的原因。他提供的证据表明，限制的部分动机来源于公众对金融体系稳定离不开各个组成部分的稳定这一 　精神信念，以及公众对强大金融机构缺乏信任。 　Pagano 和 Volpin（１９９９）通过分析政治决策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影响，发展了公司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们证明，在有些情形，法律规定是谋求高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企业家与谋求高雇员保护程度的雇员的政治妥协。对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而言，对雇员的保护与对投资者的保护呈负相关关系。他们的理论预测得到OECD所提供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对于美国，形成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公司治理体系的原因，Roe(1999)所给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与在欧洲很多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思潮不相容。在欧洲，一个国家被赋予在不同阶级平衡的社会责任，通常以降低效率水平为代价换取更多的公平。在Roe看来，公司治理体系的不同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是单纯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