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小沉阳.docVIP

1、讽刺起源于“文革”失败 1971年，林彪跑了，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历史拐点。此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叫嚣，其内容却迅速空洞化；维系人心的革命逻辑已经疲惫，但革命机器依旧强大。这是一个内容与形式迅速脱节的时代。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后红卫兵”一代，正处在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萌芽期、成长期，正值人格形成的少年，面临这样的政治大变局，于是形成了一种讽刺、调侃、解构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后红卫兵”一代的这种情形，在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尤其显著。其实，说到底，这仍旧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扭曲中的延续、变异。其最终目标所指，同几年前的造反运动一样，也仍旧是国家体制、官僚主义，只不过采用的手段从大字报、大辩论的谠言高论，萎缩、异化成了私人小圈子里的插科打诨，特点是阴、损、坏，形式是揶揄、挖苦、嘲讽，即，变身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 可是，这种语言艺术在70年代只能处于潜水状态，在“文革”结束后的整个80年代，也还不能完全浮出水面。因为，起源于“文革”后期的自由主义的启蒙精神，作为“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理想、另一种意识形态，从新时期开始，就占据中心，并所向披靡，横贯整个80年代。例如，王朔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特殊的“语言艺术”的一个代表，他的创作始于80年代中期，他的痞子小说在1988年已被拍成电影，但并不能成为那时的主流。我们都记得，80年代的喜剧明星是陈佩斯。他扮演的角色“陈小二”，类似于以往革命时代被改造的所谓“二流子”，他对于社会正轨的偏离总是有限的，通过无伤大雅的调皮捣蛋，反过来证明体制的一贯正确。 因此，只有到了90年代初，以讽刺、调侃和解构为特征的广义的喜剧艺术，才能成为主流。这是因为： 第一，70年代初，革命传统的衰落，孕育了这种特殊的喜剧风格； 第二，80年代末，启蒙传统的挫折，使它蓄势待发； 第三，90年代初，全面市场化，金钱原则泯灭了是非、正邪、雅俗，所有的正剧（即严肃剧）纷纷谢幕。 到此，讽刺的喜剧艺术弥漫扩展，充塞全社会。自90年代初以来，从小说到影视，到网络文章、手机短信和小剧场话剧，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无处不在。王朔、葛优、冯小刚，都生长在北京，在年龄上都是“后红卫兵”一代。葛优那副揶揄、挖苦、嘲讽的微笑，20多年来一成不变，定格在众多影视作品和商业广告中。这“永恒的微笑”，成为——特别是城市主流男性人群的典型表情。 2、低俗为什么能打败高雅？ 当代的启蒙精神是一种反国家、反体制的政治自由主义，它同样成长于林彪事件之后，与上述讽刺艺术有着同样的孕育背景，也同样是被严重扭曲的造反精神的延续和变异。启蒙与讽刺，这一庄一谐，是同一时刻产下的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之间，是一种不自觉的政治同盟。 因此，以葛优为代表的讽刺，必然带有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涵。他那种揶揄的坏笑，是破坏，是挑战，是颠覆，矛头指向体制、权威和传统价值观念。当然，另一方面，也毫无建设性可言。他们一半丰满，一半残缺，既自负，又自卑。他们似乎什么都不在话下，似乎比所有人都要高明，他们嘲笑所有人、所有事，但除了说说风凉话，却不能从事一件严肃的活计。他们是“文革”流产后无意中产下的天生残疾的胎儿，这样的胎儿，在北京这种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中心的环境中，成长为经典文学中常见的“多余人”——当然是其较低档次的品种。 赵本山亮相稍晚，尽管与葛优是同龄人，却代表另一时代、另一类型。赵本山生长于边鄙乡村，他的小品，与北京的“后红卫兵”一代那种意味复杂的讽刺相比，完全不同。在他身上，意识形态的挑战意味已彻底消失。面对现实，以他为代表，喜剧艺术已基本驯服，回归到草根民间原有的纯粹“小丑”的位置上。 最后，小沈阳将这个“小丑”角色推向了极端。他是80后，生于辽宁铁岭，长在底层民间，是彻底的草根环境。他有着极为扎实的舞台基本功，富于想象力的大尺度的滑稽搞笑，瞬间摆脱日常仪轨和常规思维，很有观赏性。小沈阳的讽刺主要指向自身，以极度的出人意表的自贱自虐，博取观众的笑声。他在舞台上常常性别倒错，是无性，中性，双性？他通过在不同性别中自由穿越，在不同性别角色之间瞬间转换，来获得喜剧效果。但是，男人的女性化，作为性别上的“降格”、“跌份”，其实是屈从的象征。因此，那些取悦于消费大众的男星，走向极致，就经常会混淆正常的性别。许多人认为，小沈阳低俗。不错，当然低俗。但是，任何时代都存在低俗的现象。问题不在于某个演员或演出是低俗，还是高雅。问题在于，为什么恰好在我们的时代，最彻底的低俗能够登堂入室，而且经久不衰，能够打败一切高雅，成为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美学品格？ 人们在潜意识中也许认为，在这个时代，只有彻底的低俗，才是最真实的。 3、“小丑”折射社会结构 五十好几的葛优，已经到了做爷爷的年龄，却依然在没完没了地“装孙子”——永远定格为一副“坏小子”的滑稽表情。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