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文学的转变.pdf

内容摘要 3 内容摘要 近些年来，中国文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转型已是众说纷纭的话题， 本文以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梁启超为切入点，来探究一下他与这一历史事件的 关系。论文将借鉴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方法，在脉络梳理时紧扣文本， 不作空论；并且，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对老 问题也努力从新角度进行阐释，略他人所详，详他人所略。 论文的主体部分由四章组成，分别从启蒙、话语、文体和传播四个方面对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转变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1902年，梁启超推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凭 借自己对小说品格的理解、对中西小说历史的观察和经历政治挫折后对中国现 实危机的重新思考，一改传统知识分子对小说文体的鄙视，推出了“小说为 文学之最上乘”和“新小说以新民”两个核心观点。从此之后，小说的翻译、 创作和理论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迅速蔚然大观。这一时期，梁启超 的文学革新运动还涉及诗歌、散文、戏剧等文体领域。在所有这些文学革新倡 导中，都渗透着梁启超的新民启蒙思想，并在他人的响应之下，形成了弥漫整 个文坛的文学启蒙思潮。这种带有很强功利色彩的启蒙思潮成为这一时期的强 势话语，压抑了关于文学性自身的思考：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如果 把它们比作天平两端的话，此时则呈现出严重的倾斜状态。文学启蒙话语在 1914年前后遭遇了致命的反驳，但仍然为后来的“新文学”运动所承继；当 然这一前一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新文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自身的启蒙已经 有了深沉得多的自觉。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启蒙传统就这样形成了，无论其为 功为过，这确是梁启超所给予中国文学的最大影响之一。 “新文学”的最大收获即：完成了中国文学话语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 然而这种转变仍要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开始的自觉的通俗文(白话文)倡 导和写作。梁启超从觉世新民的角度出发，并从对历史的观察中认识到言文合 一、俗语写作是历史的潮流，成为中国文学话语革新的先行者之一。而他对中 国文学话语转变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他的“新文体”创作，那些振聋发 聩、风行海内外的文章，无疑是中国文白转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大 收获。当然，这些“新文体”文章还不是现代白话文，它们最多只能称作“通 俗文”，然而它正是以这种过渡形式承担了中国文学话语转变的任务。词汇方 4 梁启超与中用文学的转变 面，大量双音词的运用使汉语的表情达意更为准确，而外来“新名词”的输 入则使汉语可以更好地描写现代世界和表达现代思想，提高了汉语世界理解和 接受西方世界的能力；语法方面，梁氏“新文体”创作受日本文影响较深， 同时在表达的严密性上也有很大提高。词汇的双音化、句法的严密化是古代汉 语向现代汉语演化的两个最为鲜明的表征，梁启超“新文体”散文在这两个 方面都进行了极好的实践，这一实践靠着文章思想的进步、语言的通俗和极富 个性的修辞所形成的海内外风行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话语的转换产生了深刻影 响。 梁启超“新文体”创作不但对中国文学话语转换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 也为中国散文文体转变作出了贡献，但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四种文体 中，梁启超最为关心的无疑是小说的革新。然而，虽然他的倡导带来了小说理 论、创作的繁荣，但就小说文体发展本身来看，他极力倡导的“政治小说” 带给中国小说的非文学化倾向，却值得后来者时刻戒惧。‘在诗歌体裁方面的革 新应该分开两个层次来看：一个是以知识分子阶层为读者定位的“诗界革命”， 一个是以普通大众为读者定位的“杂歌谣”体实验。二者以《清议报》、《新 民丛报》和‘新小说》为阵地，集结了不少志趣相投的诗人，在创作上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诗界革命”止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杂歌谣”体实验 也主要是引发了民间俗调的翻作热潮和歌词创作的繁荣，它们都没有最终走向 白话诗。这场诗歌革新运动给予“新文学”的启发主要在于观念方面，关于 这一点，朱自清先生早已指明。 而粱启超的文学启蒙观念、话语转换倡导、文体革新实验之所以能在十九 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时 期传播媒介的巨大发展——主要指印刷术的进步和报纸杂志的繁荣。梁启超 不但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这一进程的参与者。仅就文学角度来 看，‘清议报)、新民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