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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藏羌关系研究中“泛羌论”思想的流变 历史文化学院 罗 宏 0641061015（学号） 内容提要：藏羌两个民族是西南地区两个很重要的民族，学术界对于这两个民族的研究在西南民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这两个民族的研究，在解放前以及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果颇丰。前辈学者的努力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藏羌两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时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其得出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中，藏羌关系研究的中“泛羌论”思想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一点，前辈一些学者已经有所研究了，本文在这里只是简单的梳理一下其中思想的一些脉络，以求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好的把握这一相关问题。略陈管见，其中错误，还望老师指正。 关键词：藏羌关系 泛羌论 简单来说，“泛羌论”就是指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术研究中将青藏高原东缘，从北方甘青地区到南部川西、滇西北一带的古代少数族群简单笼统的归结于是北方古代古羌系统民族向西、向南迁徙而产生的结果的一种看法。这种观点长期以来笼罩学术界，在对青藏高原东部古代族群的族属及其迁徙与演变的研究中一直影响甚大。学术界长期以来受“泛羌论”这一思想的影响，一提到“六江流域”、“藏彝走廊”或是横断山区的古代族群时往往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古羌民族系统。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研究者的眼睛往往被遮蔽，进而导致研究结果与历史真实的不相符乃至背离。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泛羌论”，并非是指对整个这一区域的族群研究凡是和古羌族群有关的论点都是不成立的。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一个“泛”字，即指随意将该地区的族属源流及迁徙、演变等问题不经研究的简单的归于古代羌人的论断与做法。由于要想对整个该地区族群研究中的这一思想作一个论述，恐难度颇大，非笔者能力所及，因此本文这里对这一思想的梳理只是仅限于藏羌关系方面，不及其余。 一 某种具有倾向性的可能 大致说来，“泛羌论”思想的源流可是追溯到很远。我们可以从唐代以前许多历史典籍中的记载中发现一些迹象。我们知道，古羌族群的分布中心在黄河流域上游（今河湟地区）一带。据马长寿先生的考证，大抵是在青海东部的河曲及其以西以北等地。《左传》记载：“炎帝神农氏，姜姓之祖。”《水经注》载：“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后汉书·西羌传》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从中我们可知，羌人活动的范围向东大致可达黄河上游的陕西岐山一带。《后汉书·西羌传》中介绍西羌在秦献公时（公元前384—362年）“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觽羌绝远，不复交通。”这里提到秦献公时羌人的祖先由赐支河曲向南、向西迁徙一事。从以上的论述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羌人的活动中心大致是在黄河上游地区青藏高原东部及黄土高原西部一带，并且羌人的一支曾从这一活动区域向南、向西迁徙，但向西迁徙了多远等具体情况便不得而知了。这里提到“数千里”，明显是一个虚指，而非具体的实际距离。 基于以上的记载，我们似乎会产生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联想：既然古羌人曾经向南、向西迁徙，那么生活在羌人西部的族群很可能就是羌人的后裔了。这就为以后的中原史家的编纂作了某种具有倾向性猜想的铺垫，也为后来泛羌论这一观念的出现提供了某种可能。 二 唐以来一些认识上的谬误 上面提到了唐代以前汉文史书中的一些具有倾向性的论述，到了唐代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中原史家们开始对前人的记载作一些发挥。《通典》载：“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有国之所由。”《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这里，《旧唐书》的作者作了一个引申，即将吐蕃的栖居之地等同于汉代的西羌的活动地域，而杜佑则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慎重的说法。我们再来看《后汉书》，其中的记载则是“与觽羌绝远，不复交通”，《旧唐书》同时也记载“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那么又何以知道唐代吐蕃的栖居之地就是汉代的西羌的活动地域呢？这种认识对后世的史籍编纂影响较大。后来的一些史家大多采取这样的观点。比如《旧五代史》、《宋史》。 如果说以《通典》和《旧唐书》为代表的史书采取了一种相对比较谨慎保守的做法的话，那么其他一部分史籍则是直接导致了藏羌关系研究中泛羌论这一思想的产生，比如《唐会要》和《新唐书》。《唐会要》载：“吐蕃者，在长安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种也，不知有国之所由。”成书稍晚的《新唐书·吐蕃传》也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和《新唐书》成书几乎同时代的《册府元龟》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地。后魏神瑞初，南凉秃发樊尼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吐蕃在吐谷浑之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