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水浒戏研究述评.docVIP

20世纪水浒戏研究述评 窦开虎 　　水浒戏是以梁山宋江为首的108员英雄好汉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自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事迹经史乘、文人笔记、诗文记载以来，因其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文化意蕴，引起了民间艺人和文人普遍关注，在宋元话本及戏文中广为流传，最终发展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至元蒙时期，因此题材与时代之高度契合，在戏曲这一艺术形式成熟之始就得到了众多戏曲艺术家的青睐，形成了“水浒戏”创作的第一次高峰。且历经明清两代，水浒故事一直是戏曲舞台上倍受欢迎的题材之一。长期以来，水浒戏不仅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道，而且也为广大文学研究者所关注。从元代钟嗣成《录鬼簿》始，元明清戏曲家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剧目著录、点评、选本收录）记录着水浒戏创作，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见证了水浒戏的发展。这些零星记载与评跋涉及领域广泛，方式灵活多样，为以后水浒戏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从严格意义上讲， 这些研究以主观感悟，即感性理解为主，还处于自发研究阶段，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亦不可避免地带有比较明显的随意性。再加各家分类标准不明，致使后人无从把握，这都给水浒戏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还算不上对水浒戏的真正研究。真正的水浒戏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水浒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论著大量涌现，呈现出繁盛局面。这些研究与元明清三代的记录评跋相较而言前进了一大步，除梳理旧有史料，对水浒戏作者及本事的查考和辨正外，更加重视水浒戏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更加重视水浒戏创作者思想、心态和生存状态的考察，更加重视水浒戏宏观理论的探究。具体说来，一个世纪的清代文字狱研究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又有其独特特征。 　　一、水浒戏研究的第一阶段：20世纪初到1948年 　　这一阶段为水浒戏研究的初始期。此时期研究水浒戏的学者主要有以王国维、吴梅为代表的戏曲学家与以鲁迅、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家。 　　王国维《曲录》是一部集大成的戏曲剧目著作，对他所见元明清三代水浒戏作了全面的著录。在其基础上，他在《宋元戏曲史》一书《元剧之存亡》一节对部分水浒戏之存亡作了考证，存目有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李逵负荆》、李致远《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几剧 。由于王国维所处时代，一些稀见戏曲文献尚未问世，故对水浒戏剧目的著录尚有遗漏。 　　吴梅《曲海目疏证》就黄文旸《曲海目》进行厘正考误增补，亦对水浒戏剧目作了系统的著录，并对部分剧目作了简要而精当的案语。但将沈自晋《翠屏山》一剧归入沈璟，陈与郊《灵宝刀》一剧题为任诞先，二说有误。当然，此著作和王国维《曲录》一样，对部分水浒戏剧目有所遗漏，且都没有著录晚清水浒戏剧目。另外，吴梅先生亦采用传统点评方式对部分剧作作了简要而中肯的论述，如对朱有燉《豹子和尚》、《仗义疏财》二剧的评点，“《豹子和尚》四折，演鲁智深出家事。此事不见耐庵《水浒传》。元剧中，尽有赋梁山事，为《水浒》所未载者，不独此剧然也。”“余尝谓梁山遗事，传述繁多。耐庵一传，未尽搜集。即如元剧中《燕青博鱼》、《双献功》等事，皆出耐庵《水浒》之外，不独此剧情节轶出施氏手也。” 涉及明代后水浒戏创作与《水浒传》之关系，发前人所未发。 王国维与吴梅研究开启了20世纪水浒戏研究的门户，虽出于草创阶段，仍有各种问题有待解决，但他们二人的研究为水浒戏研究提供了两条研究模式——即以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接收西方理论的戏曲现代研究模式和吴梅为代表的戏曲传统研究模式，为后世戏曲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现代格局。 　　在王国维和吴梅稍后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水浒戏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涉及水浒戏的社会效果，有人认为水浒戏能够“牖民智”，陈独秀在其《论戏曲》一文中将《武松杀嫂》、《翠屏山》、《乌龙院》等剧列入鬼怪、淫戏一类，认为其“大不合情理”，“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虽结论不一，但对二十世纪水浒戏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二三十年代对水浒戏研究取得的最大成果是水浒剧目钩沉以及水浒戏和《水浒传》关系的论述。这是和《水浒传》形成和演化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对此作了或详或略的探讨。胡适认为元代水浒戏有19种，指出“元朝的水浒故事决不是现在的《水浒传》”，但南宋以降的宋元话本和元代的水浒杂剧是《水浒传》的两大渊源，实开后世各家文学史持此论者之先河。并据剧作分析认为当时剧作家对水浒人物的描写还处于“自由创作的时代”，诚为的论，但作者最后说“元朝文人对于梁山泊好汉的见解很浅薄平庸，他们描写人物的本领很薄弱”， 抹煞了元代戏曲家创作的成就。鲁迅认为在元杂剧中“屡取水浒故事为资财，宋江燕青李逵尤数见，性格每与今本《水浒传》中者差违，但于宋江之仁义长厚无异词”，措辞精炼中肯，惜未充分论证，仍带有随笔性质。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