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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 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评价与分析 一、引言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不断融入全球性金融整合。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国银行业迅速对外开放。一方面表现为外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渗透，在华经营机构规模和数量快速增加。截至2013年，已有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了42家法人、95家分行和197家代表处，包括外资银行支行在内的营业网点已达900余家。2014年年底，国务院新签发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给予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为外资银行设立运营提供了更加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2001)的研究成果极具代表性，该研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经典回归模型，对1988——1995年间80个国家7900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后，东道国银行会由于竞争压力的增大而采取措施，最终，经营效率会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得到显著提高[1]。Levine(2003)则从反面的角度金融管制出发，通过对47个国家的1165家银行的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表明一国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程度越高，本国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越低[2]。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不同的。Lessink和Hermes（2004）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银行业经营效率，但却降低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银行业经营效率[3]。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机理，一般认为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并通过以上外部性来推动东道国银行业的技术进步。支持这一观点的实证研究有Mathieson D Roldos J (2000) [4]，郭妍和张立光（2005）[5]，李晓峰和王维（2006）[6]，董龙训等（2008）[7]，张召龙（2013）[8]。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资银行对本土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Hermes and Lensink（2004）利用1990-1995年间4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并不是所有东道国银行的经营效率都能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而得到提高，而是主要取决于东道国的初始金融发展程度[9]。叶欣（2006）运用中国银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有限，未能对我国本土银行形成冲击，而同时由于国内银行体系的垄断性和制度性，阻碍了外资银行对本国银行的效率提升作用，因此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以完善市场竞争条件[10]。张荔和张蓉（2006）以新兴市场国家为研究对象，认为只有当新兴市场国家的开放初始条件、金融监管水平、有效竞争环境、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等金融市场条件具备时，外资银行的进入才有助于提升东道国银行的经营效率[11]。林可全和王韵婷（2008）的研究表明随着开放阶段的深入，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变化规律[12]。黄静（2010）指出外资银行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有限，转轨国家应更多的依靠本国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来提高银行业经营效率[13]。 上述研究对于本文的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也有如下局限性：仅局限于外资银行进入，没有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一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对外开放既包括外资银行“走进来”的情况，还包括本土银行“走出去”的情况。不同于以上学者，本文以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对外开放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带来的影响，而非局限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文章中将引入“对外开放度”指标来测度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水平，进而研究其对经营效率的影响。 从相应的研究方法看，部分学者采用Claessens S（2001）提出的经典计量模型，而更多学者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或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来测度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纵观已有的研究（如：张健华（2003）[14]、姚树洁等（2004）[15]、Chen等（2005）[16]、Fu和Heffernan（2007）[17]、王聪和谭政勋（2007）[18]、Hasan等（2009）[19]、Berger等（2009）[20]、Changjiang Lu等（2007）[21]、蔡跃洲和郭梅军（2009）[22]、张健华和王鹏（2009，2010）[23-24]、芦锋等（2012）[25]），尽管一些学者对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运用DEA方法进行计算并展开分析，但鲜有运用DEA-Tobit两步法来研究对外开放对国内银行经营效率影响的文献，国外的研究也并未涉及中国银行业。 基于上述分析，文章采用2003-2013年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2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D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