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模式变迁.docVIP

刑事诉讼模式变迁 微型变迁，其中有的表现为潜移默化，难以察觉；有些表现为剧烈变动，但它们都不是与传统体制决裂，所以是量的变化；另一类是巨型变迁，这是指突破传统体制束缚的变化，所以是质的变化[1]（P.116）。总体上来看，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属于微型变迁，其中既有潜移默化的刑事诉讼文化的传播，也有规模较大的制度移植，由于世界范围的制度变革和全球化趋势，当代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也正酝酿着突破与转型。 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是体现在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和诉讼构造等刑事诉讼模式的文化结构要素当中的，正是各个要素的变迁诠释了当代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及诉讼文化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刑事诉讼模式变迁的结构 1.1949年建国——1976年文革结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选择的是全能主义政府的治理模式，以实现社会的整体目标[2]（P.164）。新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在废除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后，在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根据地。红色割据政权受到苏联法律体系的影响，制订颁布了效仿苏联法律的部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2年颁布了《审判部暂定组织及审判条例》，建立了系统的司法组织及司法制度。这个时期的刑事诉讼有以下特征：第一，诉讼职能不分，未实现控审分离。审检合一，执行检察职能的人员附设于审判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最高法院以及各级裁判部均设有检察部门，负责侦查、预审、公诉以及出庭支持公诉。在鄂豫皖苏区，革命法庭下设审判委员会、国家公诉处、审判委员会负责审判，国家公诉处负责侦查、预审。第二，赋予被告人辩护权。根据地处于贫穷的农村地区，没有城市地区设立职业律师的条件。但根据地规定被告人在庭审阶段可以委托他们信任的人为其辩护。参见汪海燕著：《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230－231页；第三，刑事审判遵循群众路线，即“依靠人民、联系人民、便利人民。”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根据地的刑事审判制度强调审判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群众可以参与审判，而参与的方式一种是法庭在作出判决之前征求当地群众的意见，另一种方式是群众直接参与审判。此外，群众路线的另一个标志是公开审判制度，当然公开审判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审判公开制度。公开审判最显著的特征是：审判不在固定的法庭进行，而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是“公审大会式的审判”。这种审判方式强调方便人民，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实际上，这种群众路线与中国文革期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以公判大会，批斗大会的形式取代正式审判不无关联。）1949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旧司法彻底决裂。新政权当时力图使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在法律及规则的约束之下。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刑事司法系统迎接的第一次挑战。在这次运动中，中共中央认为司法机关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宽大无边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反革命分子判得轻、对反革命案件由于法律“文牍主义”所限，故办得慢、对反革命分子管的松[3]（P.138－139）。为了纠正上述现象，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具体规定了惩治反革命的宽严标准。但随着条例的颁布，镇反运动矫枉过正，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镇反运动在中共党史中有过多次，根据地时期镇反运动的发动者基于纯洁队伍或清除异己的考虑，动用党内斗争，使用军事力量来完成肃反。而19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与以往的最大差别在于采用了法律的形式，人民法院经过审理程序，通过理性的方式来做出判决。虽然人民法院对反革命案件的审理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与以往采用纯政治手段相比有了不小的进步。镇反运动之后，新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涉及刑事诉讼的法律法令，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颁布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1954年1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拘留、逮捕条例》。上述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分别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三机关相互配合、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原则；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改检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为垂直领导，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开审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4]（P.48－496）。上述法律的颁布，使新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了现代法律的基本特征。此时的刑事诉讼制度是作为新政权通过法律治理或者通过程序治理的政治治理技术而存在的[5]（P.151）。 　　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演变成为反右派运动，法律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