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心理过程分析—以常熟为例.docVIP

上海交通大学MPA学位论文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心理过程的分析―以常熟为例主权在民理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新滥用权力理论、道德教育理论、权力制约理论等内容丰富的廉政理论学说体系。这些廉政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监督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廉政政策的制定。①二、中国廉政思想的发展与当代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就已经很发达。先秦儒家以伦理为核心，强调“大法小廉”廉政思想，一直被中国封建社会奉为廉政的吏治原则。孔子把“欲而不贪”作为从政的美德。墨家则提出“俭政”和“节用”的思想，重视“尚贤”与“法治”，其廉政思想有一定的积极性。法家则突出了以法治国的廉政思想特点，韩非子等人还认为廉政的关键还在于俭朴和杜绝奢靡。崇尚廉洁、反对贪污的思想观念，在先秦时期已空前普及，并为后世走向制度化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以廉为本”成为历代吏治的基本原则，更成为最高统治者和封建官吏必备的廉政素养。古代许多思想家把防范和治理官吏腐败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对官员的清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克己奉公，慎独自律；清廉守正，淡泊物欲；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一些有远见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还提出了不少严惩吏治的主张和措施，最有代表性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一直主张用严酷的严刑惩贪，震慑腐败官吏；北宋思想家苏询提出要取消任子制的选拔制度，不拘一格用人才，严格赏罚考绩制度，提高行政效力，对中国传统的文官制的一些弊端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反思；明代张居正则提出“核名实、课吏治”，使官吏名实相符合，其治吏主张对于提高明政府的行政效率，严惩贪官对于整肃政治秩序，缓和社会冲突不无积极意义。出生于常熟的清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的爱国思想和廉政行为为人称道。翁氏家族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并发挥家族人员的言传身教作用。翁同龢母亲许氏临终遗言，劝导子孙贤孝，读好书，为善人，做清官。翁同龢在《先母许太夫人行述》、《先母事略》中回忆母教，感人肺腑。翁氏父辈和长辈教育甚严，又谆谆善诱。翁同龢在同治十三年（1874）所作《〈常熟璇洲里翁氏族谱〉后序》中，阐述祖训及其父翁心存教诲来告诫后代：“先公事君则忠，事亲则孝，身居宰辅，刻苦甚于儒生。尝曰：一世显宦，必至三世僚幕。盖世家子弟往往不能安贫，不安贫，则亟营微禄以自效，甚则走四方谋衣食，以客游为事。当此之时，即欲求为农夫布衣之士而不可得，乌在其能自立乎？夫富贵不足保，而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故谨著先训以示子孙，以告我族之人，俾世世以为式。”②当代关于腐败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国内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腐败的概念。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田心铭认为，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社会关系的行为。”杨春洗认为：腐败是指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受其委托从事公务的组织和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侵犯人民利益并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知名的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廉政建设的关键时期，应以制度建设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防止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构成的社会公仆变成国家强盗。当前，我国腐败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第二，经济转型期各种腐败活动异常活跃；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党或政府内部利益化与利益分化；第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机器运行的收入相当部分来自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使政府和公共机构腐败具有制度化特点。③国内还有不少学者从心理角度开展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犯罪现象表①②③胡柏林.基于心理学的干部廉政教育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谢俊美.常熟翁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04.3上海交通大学MPA学位论文基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心理过程的分析―以常熟为例明，最终选择犯罪的行为人并不必然形成所谓的缺陷人格或稳定的不良的心理品质，部分身心不仅健康而且社会化很成功的人也会选择实施犯罪，这就说明在心理过程中，诱使健康心理的人从事犯罪行为的心理因素或模式原来就存在在人的经验当中，只是人在行为抉择时调用了这一部分负面经验模式。因此研究犯罪心理不能仅仅局限于从“需要”到行为，而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从“原始刺激”到行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不良的需要是如何经个体认识评价形成的，同时对需要前的刺激认知阶段进行研究也会有助于我们建立良好的心理反应示范模式，以利于提前进行健康心理培育和犯罪心理预防。①许多人明知自己所干的是腐败勾当，但为什么还是理直气壮，就在于他有心理防卫为之壮胆。这种心理防卫为腐败行为发生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