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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脏支架滥用严重可导致急性心肌梗死www.PharmN　来源：新华日报 日期：2010-04-15   半数心脏支架“非必须”    生意社4月15日讯　3月10日，国际上最权威的临床医学杂志——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研究，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这是全球关于过度医疗的一项最新数据。    对此，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会会长胡大一教授说，“我国滥用心脏支架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国外，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可国内，不少病人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    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其中，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    医学新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    支架配套药物有副作用    “心脏支架虽是一次性的，但放进不该放的支架，却是终身性的，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胡大一说。    我国目前用的心脏支架几乎都是药物支架，与裸支架相比，不仅价格更高，安放后更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还有一部分患者放入支架后，会觉得心脏局部不舒服，一年后才能适应。    胡大一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为什么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摇钱树，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带来的利益。一枚小小的支架，直径2—4毫米，重量不足万分之一克，国产的就需1—2万元，进口的价格更要翻倍，其背后的利益可见一斑。    另一个原因，是医生过度迷恋技术。胡大一说：“医学离人文和服务对象渐行渐远，医生很快就进入一个具体的操作领域，忽视了对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表面上伤害的是患者，实际上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医生，最终将失去患者、社会对他们的信任。”    放支架并非一劳永逸    新加坡医保部门规定，需要放支架的病人，每人最多只能报销3个，如果超过，一来医保部门不给报销，二来医生还要向专门委员会陈述理由。胡大一认为，我国也需要制订类似的标准，对安放支架进行规范。    “支架过度安放，不只是医生的原因，也有来自患者一方的原因。”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实验室学术带头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顼志敏教授说，很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能去根，常常自己要求放支架，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跟医生吵架。很多人术后继续抽烟、不按时吃药，导致病情很快复发，或者出现新的病变。    “与支架过度使用并存的一个现象是，该放支架的患者并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周玉杰教授说。比如急性心梗患者，是最应该急诊做支架手术的，但很多患者及家属没有这个意识，医院也没有切实保证心梗抢救的绿色通道常年开放，导致病情被耽误，错过了手术时机。    搭桥和放支架应并举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工程院院士俞梦孙指出，其实，很多冠心病患者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嗜好来缓解病情，效果非常显著，如无意外，根本不需要在心脏内安放支架。    胡大一也举例：他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他没去做冠造、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他汀和冠心病药物，现在已经87岁高龄，仍可以轻松上二楼。    即使需要做手术，心脏搭桥手术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技术非常成熟，但却因为创伤大、复杂、成功率低等原因而不被一些医生所选择。“有些医生告诉患者，冠心病可以搭桥，也可以介入，搭桥要开胸，介入不开胸，我认为这种引导是非常荒谬的。”胡大一说，国际上，支架和搭桥手术的比例是7：1到8：1，但在中国，这个比例高达12：1。    卫生部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医疗质量控制中心负责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也指出，在放心脏支架上，甚至出现医院之间“单纯攀比手术数量”的现象，“一个医院能不能通过三甲医院评审，做了多少例介入手术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像GDP一样。”    同是心脏病，为何不同命？除了个体差异外，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影响因素。应该承认，心脏介入技术的诞生，是医学的一大进步，它替代了部分心脏搭桥手术，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痛苦。然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一旦超越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专家指出，给无适应症的患者放支架，将大大增加血栓或者出血的风险，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宗禾    链接    放完支架，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