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晚明关系的论争.docVIP

五四与晚明关系的论争 五四与晚明，本是两个相隔遥远的历史时期。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传统划分，一个属于现代，一个属于古代，中间又隔了一个近代。然而，五四与晚明的关系却是二十世纪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学界论争的焦点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革命是否源自晚明公安性灵派文学或与之有着某种联系。 一、二三十年代，以周作人为代表，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公安三袁相联系。 1、周作人的观点：五四以来，传统文学受到空前冲击，周作人则在积极批判正统派文学的同时，注重发掘非正统文学如公安、竟陵等的积极因素，试图重建中国新文学的谱系。 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作过几次讲演，讲演整理稿便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他以晚明文学为言志文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这样，周氏就在文学界祭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团、反君师、反载道”的口号。 周氏这番见解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早在1926年他就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这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绪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同年，在致俞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他为沈启无所编《近代散文抄》写的序中，集团与个人、载道与言志的提法已经出现，并认为这两种势力永远相搏，酿成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两年后，周氏又为此书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们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相联。 2、周氏弟子任维焜（访秋）直接受到周氏的影响，但同时又有不同的看法。1935年，任氏到北大研究院读书，定的论文题目便是《袁中郎研究》，而导师即为周作人。在1931年的《袁中郎评传》中他同意周氏在《燕知草跋》和《杂拌儿序》中对小品文的意见，认为在现代作家、现代小品的观照下，公安派小品的价值自然可以显现出来。不过他认为：“近代文学革命——十余年前我国文坛之革命，其主张差不多与公安派的都一样，这也许不是受着公安派的影响，而是偶然的暗合吧。”完成于1936年、经修订和补充在1983年才出版《袁中郎研究》： “这次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无须附会说是从公安来的，因为它显然是受着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以及西方的文艺论与创作的影响，而与晚明文学是绝无关系的。” 3、 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记述了晚清至五四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认为在中国最早倡导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是公安袁氏三兄弟。但他对三袁的作品并不怎样看重，认为和三言、二拍相比，“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 4、林语堂（1933）对沈启无《近代散文抄》评论说：“这派（公安、竟陵）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大凡此派主性灵，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学普遍立场，性灵派之排斥学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学之反对新古典主义，性灵派以个人性灵为立场，也如一切近代之个人主义。其中之排斥仿古文辞，与胡适之文学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辙。”他标榜晚明文章之近代性，认为与西方近代文学和五四文学相一致。在《小品文之遗绪》（1935）中，林语堂称小品“须寻出中国祖宗来，此文体才会生根。”周作人的影响显然可见。 二、左翼文学派别的反对意见： 早在1929年陈子展即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中极为关注外来文学对五四新文学的刺激。因此，他对周作人的大谈公安、竟陵也是很反对的。他先后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道统之梦》，《文统之梦》和《京派的起源》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推重袁中郎，意在争文学上的正统。陈子展（1935）的论点代表了左翼意见。他认为如果说有言志派与载道派的话，则公安、竟陵派是注重性灵的言志派，而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者则是注重社会文化的载道派，因此，论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倘非别有会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实，歪曲历史，说是现代的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 三、唯物论者嵇文甫将晚明文学思潮与思想界的王学左派相联系： 嵇文甫是一位较早接受历史唯物论的学者，他的《左派王学》（1934）就是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范例，在序中他也表明了周作人的影响： 从前讲明代文学史的，只注意一堆假古董。……近来经周启明、俞平伯等提倡晚明文学，特别表章公安、竟陵诸子，于是我才恍然见到明中叶以后的文学界自有一种新潮流，其自由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的精神，直使现代新文学运动家倾慕赞叹，拉为同调，这要算研究明代文学史的一个新方向。……道学界的王学左派和文学界的公安竟陵派，是同一时代精神的表现。 嵇氏敏锐地看出周作人所提倡的公安、竟陵研究，是明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