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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论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党立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其中，“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对教育的殷切期望，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 一、立德树人是中华民族和人类教育理想的共同追求。 立德树人的基本内涵，大致可以分为立德与树人两个层次，“立德”为确立品德、树立德业，“树人”为培植成长、培养成才。立德树人的理念，可从数千年中华民族史和人类文明传统中找到跌宕起伏的线索，而且业已形成有机的整体。 “立德”于古代中国典籍，最早应见战国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即春秋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其中“立德”为树立高尚道德；“立功”是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真知灼见。后代文人普遍认为，“三立”体现了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蕴含着为人、处事、成业的朴素道理，此为初始含义。然而，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注释《左传》：“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意为“要为社会创建做人准则或为国家创建律法，目的是为了民众，在实施中也要与民众融合在一起。如同以往圣人们所创立的‘德’，给民众带来很大恩惠。”这显然是针对治国理政而言，论及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拓宽了立德的意义。 至于“树人”，出自西汉编修的《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但《管子·权修》全篇纵论治国与治民关系，其树人之意，重在形成礼义廉耻，多为规法、教训、赏罚，不全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行为，后人将其逐渐延伸为人的成长成才之意。 有研究表明，中国春秋时期孔子与此后古希腊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伦理与道德并未严格划分。当时中国的儒家主张德高于法，教育内容亦有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及经学等；同期法家则崇法弃德，而苏格拉底学派推崇寓法于德，据说最早提出教育要适应儿童年龄阶段、施以德智体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家是亚里士多德。此后数千年的东西方教育理念有同有异，尤其在人的道德形成乃至教化育人模式上走上不同路径，其糟粕逐渐为时代进步所弃，其精华凝结为人类共同精神文明财富。 西方世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轨过程中，基督教会势力日渐扩张，教育越来越多渗透神学性质，一度成为压抑磨灭人性的教育。直至17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特别是18世纪启蒙思想运动，推动欧美各国教育率先步入近代化阶段，呈现世俗化、民族化、生产劳动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特点，教育迅速融入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大潮。后经百多年来的演进、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现代教育革新，西方教育愈加带有关注入的个性发展、弘扬人文精神的人本主义特征，诸如20多年全球范围内的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及近年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理念的推展，便是明证。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阳儒阴法或虚儒实法渐为历代帝王基本治理方式，从而使儒家教育思想长居主导地位，赋予古代教育极显著的德育特征，立德树人理念数千年延绵不绝，与科举制度相联，以非宗教的教育来适应宗法制社会伦理纲常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社会改良和革命不断促成中国教育的近代化，1897年南洋公学自编课本大纲就出现受西学影响的“德育智育体育”。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批志士仁人引取西方教育理论，开展教育改革实验．如陈独秀、蔡元培、陶行知先生等对德智体诸育均有论述且有践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投身革命中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封建社会德育量才价值受到巨大冲击。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长达90多年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历经旧中国教育改造和曲折探索，终于走出一条符合基本国情、顺应人民意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赋予立德树人以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全新的时代特征。 一、立德树人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教育事业的一贯主张。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成果，自然包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教育理念，越来越凸显立德树人在新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早在1934年，江西中央苏区规定了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