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和地区冲突议题研究综述.docVIP

西方学界对宗教因素与地区冲突议题的研究综述——以科索沃宗教冲突研究为例 章远 　　[内容提要] 宗教因素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曾一度被“流放”出国际关系学说的视野，但在冷战两极对抗格局结束之后，它重新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宗教复兴与假借宗教之名的暴力循环现象相伴生，典型的例子为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持续出现与宗教有关的政治冲突。西方学界从不同学科视角、不同研究层次、不同行为路径试图给予合理的解释框架，寻找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然而在西方宗教与冲突议题的研究流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宗教角色地位的争论，其研究的客观性值得质疑。 　　[关键词] 宗教因素，地区冲突，科索沃冲突 　　[作者简介] 章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冷战的结束打破了旧有的政治格局，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获得独立表达利益诉求的新契机，这种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深化而日渐增强。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当地民众对意识形态广泛怀疑的舆论氛围和心理环境，给予了宗教以复兴的机遇。这个新的拓展空间对于曾经一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被“流放”[1]出国际关系学说视野的宗教来说，不妨看做是宗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回归和复兴。2008年8月在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千禧年论坛绽放着玫瑰色的光泽，各大宗教友好共存、创建和平的远景似乎并非海市蜃楼。可是， 寄希望于宗教实现冲突转化功能以推动和平建设的设想尚未有所建树，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涉及宗教问题的暴力冲突就扰乱了全盘理想主义规划。 　　欧美学界对于冷战后宗教复兴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2]散见在各学者研究成就之中的论述就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后冷战以及后“9·11”时代宗教和暴力冲突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往复，西方学界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各自的解释框架，以期推导出宗教冲突难以化解的根源。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指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之间常常是对抗性的关系。[3]文明和宗教关系密切，冷战后的国际交往中也往往发生牵涉到宗教实体之间分歧的地区冲突，巴尔干科索沃地区正是如此。 一宗教与冲突研究的学科分野 　　(一)宗教社会学角度。西方宗教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彼得·伯格(PeterBurger)他比较注重对宗教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热点的研究。2008年夏初，伯杰教授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及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几个时代课题，包括：伊斯兰教的强力复兴、基督教福音派特别是五旬节教派在拉美以及全球的大规模增长、世界基督教中心向南方国家转移、世俗化的西欧和非世俗化的中东欧、原教旨主义和新宗教运动在主要宗教中的出现、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宗教结社方 式的自由化转变等等。这基本囊括了西方宗教社会学当前可能涉及国际政治交往的现实研究问题。伯格教授认为，宗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某些人群力图抗拒被同化的工具，但其代价高昂。[4]此外，宗教社会学的分支宗教经济学也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将教会、寺院类比于经济生活中的公司这样的功能单位，认为存在不同宗教间相互竞争宗教资本的宗教市场经济，同时不否认“在某些环境中冲突和竞争都能创造更活跃的宗教团体”。[5] 　　(二)宗教心理学角度。依据宗教心理学对宗教冲突根源的解读，宗教是基 于信仰的文化，信仰主体将信仰对象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理定势，并带有明显的排他性。一旦信仰主体认为自身的宗教文化受到外来因素的破坏，就会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6]排他性总是作为“区别宗教群体的最主要观念依据”[7]参与人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生活。根据玛丽·乔·梅多(M.J.Meadow)《宗教心理学》一书的观点：“宗教里的许多差别——许多各异的信条、礼仪、戒律、实践和态度等——暗示着人类需要这些差异。在既定的宗教传统内部，气质与人格不同，使多样化成为必要。”[8]他引用弗洛伊德论点推导宗教的排他特性，“宗教是通过要求其成员有一种群体情感来保护自己。密切的群体纽带是通过使一切敌对情绪或消极情绪外化而得到维持的”[9]。而将宗教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宗教认同基础上的偏见加同情模式以及面对外部冲击的受害者心理，是宗教心理学给出的另一诠释。如加拿大学者卡列维·霍尔斯蒂(Kalevi J.Holsti)在其《和平与战争： 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一书中提到：“同情心往往比权力或者领土更加难以安抚……二战之后世界爆发的冲突之中，20%以上的根源可以归结为同情心。”[10] 　　(三)宗教神学角度。宗教神学以特有的思辨模式从认识论出发为宗教暴 力冲突行为做出解释。宗教神学大多从对宗教教义和宗教经典文本的解经和释经出发研究冲突，其中最典型的是“正义战争论”。自中世纪起，基督教在为十字军东征寻找神学依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正义战争”的研究，时至近日这一思想还能修正为一度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