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五种实践逻辑——基于对浙江省的政策与实践观察.pdfVIP

2015年第9期 山东社会科学 No．9 总第241期 SHANDONGS0cIALscIENCES GeneralNo．24l ·农村社区建设研究(学术主持人：毛丹)· 主持人语：我国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有两个直接源头：较远的是1997 年左右东部一些地区在城市急速扩张过程中，用“撤村建居”处理一批城中村、城郊村；较近 的是2007年以后民政部门按照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要 求，逐渐铺开建设试点。前者虽然干干脆脆用“社区”的新牌子换掉了行政村的老牌子，但是 一直未能很清楚地处理好原村庄集体土地、集体资产、居民小产权房等问题，难以很好地推动 村民市民化，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主要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开便车，因此不时受到诟 病。后者不用社区取代行政村制度，很长一段时间主要以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站)建设为中 心，试图把城市社区服务特别是社区公共服务延伸或移植到农村。这项实践的惠农初衷比较 朴素，在展开过程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新功能，越来越被国家视为解决农村人1：7流动、集体经 济弱化以及老龄化等带来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难题的基本路径，甚至成为国家用以重新整理或 组织农村社会的基本制度设置。 如果我们不再怀疑我国农业、农村包括农村社区都将长期存在，不再怀疑城乡需要长期 相互依存，不再怀疑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上应该平等，那么我们也不必再怀疑 这些平等一定需要落实在社区水平上。这正是笔者和同仁们倡言的“城乡社区衔接”的根本 涵义和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建设实践虽然推进很快，却仍然 还有许多不确定性，要彰显和达到这个根本意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不确定性包括：1) 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对社区、农村社区存在和存续的实践认知和理论研究现在并不充分，不仅 至今未能对社区、农村社区在政治和法律上作出明晰定位，甚至还不太能够说清我国2010年 公布共有8万多个城市社区和60万个行政村后，至今在数量上有什么变化；2)政策效应上的 不确定性，由于农村社区建设包含非单一性起源，因而也包含了复杂的政策动机和推动机制， 现在显然还没有一套明确无误的办法保证农村社区建设完全益农补农，杜绝伤农损农；3)制 度整合上的不确定性，由于村庄相对分散、规模差异很大，农村采取了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 区的多种设置，社区制度与行政村及其村民自治制度并不天然构合，两重制度两张皮的问题 逐渐突出起来，整合不好可能形成制度互相挚肘，如此等等。这一类问题的存在，总是令人担 心农村社区建设搞得好会推动重大农村问题的突破性解决，搞不好也可能搞成“半吊子”。 山东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社 区建设研究中心的同仁们对农村社区建设问题颇为关切，多有探讨，并且对农村社区建设做 得较早、较多的山东和浙江两省做了很多田野工作。这里不揣浅陋，从双方最近交流的工作 论文中选择三篇刊出，主要是希望这些论文的一些新角度、新观点多少能激发更多的人来关 心农村和农村研究。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五种实践逻辑 ——基于对浙江省的政策与实践观察 任强 毛丹 (浙江行政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作为国家规划下的变迁，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城 收稿日期：2015—08—01 作者简介：任强(1975一)，男，政治学博士，浙江行政学院、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吾4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 学、政治社会学。 毛丹(1963一)，男，哲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 要研究方向为社区研究、政治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底层人的互动逻辑”(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