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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分期与秦至清社会形态命名 冯天瑜 原创 | 2013-02-20 　 　　对漫长的人类历史作时间向度的阶段划分，是历史学的一项基本使命。中国历史悠久而复杂，又具有许多异于外邦的特色，故对其作合理的分期，殊非易事。本文试探的论题是，中国历史分期诸段落应当如何命名?特别是曾经冠以“封建社会”的秦汉至明清这两千多年历史应当如何命名?　　中国历史分期鸟瞰　　历史分期是一个普涉性颇强的课目，一切史学乃至全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均无法回避。诚如日本汉学家谷川道雄所说：“历史分期是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体系的有效方法。”若不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分期，历史体系的总体把握便无法实现，各种具体的研究也失去坐标系，如坠五里云烟，茫无头绪，也无法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清晰的历史脉络。 　　(一)中国传统的历史分期观　　在西方史学(包括其术语)传人中国之前，中国史学主要以王朝断代，注重王者世系、统纪。战国时法家则从历史进化眼光划分历史阶段，商鞅学派有“上世—中世—近世”三段说，描述了“血亲政治—贤人政治—君主政治”的进化过程。韩非有“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说，以及“上古—中世—当今”说，并认为历史是进化、发展的，每一阶段都面临某种主要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因时而异——“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种进化历史观，为夏曾佑、梁启超等近代史家借用并引发，以之与从西方引进的线性进化史观相对接，一度普遍使用。　　西汉今文家治《春秋》，将两百余年的春秋史分作“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世；东汉何休(129—182)《春秋公羊解诂》，将三世说解释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此为治乱观的三分法，含有历史进化观意味，为盛行王朝分期法时代的历史分期之异类，后世今文家　　沿用，亦被近代史家所假借。例如，康有为就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说相结合表述历史进程。梁启超在《变法通义》(1896)中以春秋三世说表述世界之进化过程；赴日本以后，梁氏的《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1899)，以“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对应泰西的“蛮野—半开—文明”历史三段式。　　(二)西方历史分期观及其引入中国　　西方近代方形成明确的世界历史分期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中世纪”一词，与“黑暗时代”相并用。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1304—1374)将历史分为罗马、黑暗时代、复兴时期。至公元1700年前不久，凯勒尔(1638—1707)出版《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一书，开始了“三部史”的世界史分期法。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1866—1952)说：“我们近代欧洲人把历史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分期虽然“遭受了某些人的大量精确的批判”，“但是，它支持下来了”。清末民初之际，这种分期法随着西方线性进化史观一起传入中国，“三部史”历史分期也被近代中国学者所参酌。他们作出相应的历史分期——　　王韬(1823—1897)参考欧洲“原始民主—君主专制—君主立宪”的政治史进程，将中国史分作三阶段：三代以上“君与民近”；秦以下“废封建而为郡县”，尊君卑臣；近代“君主于上，民主于下”，明确地把三代之治与厉行专制的秦以下分作两个不同段落。　　郑观应(1842—1922)参酌西洋社会史的说法，将历史分作三段：由“弋猎”变“耕牧”再变“格致”，此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这是从生产方式上划分历史阶段(渔猎经济—农耕畜牧经济—工业经济)。　　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史叙论》(1901)中，参考西洋人把世界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将中国历史也分作“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并对应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阶段：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着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这三阶段分期，符合中国与外域文化关系发展历程的实际，也指明了中国史自身的分段政治、文化特征；然而，尚未论及经济形态，故作为各阶段属性的总体概括还有所缺略。 夏曾佑(1863—1924)于1902年撰成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突破传统史体，首用章节体编写，并据历史演化序列，分中国历史为“上古、中古、近代”三期。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