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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本土化途径与晚清义赈 近数年来，特别由于美国学者卡罗琳·里夫斯（Caroline Beth Reeves）以及中国学者闵杰、周秋光、张建俅和池子华等人的出色研究，使我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历史的了解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学者大都注意到，在作为舶来品的红十字会被中国社会最初接受的过程中，中国本土资源具有某种基础性作用。例如，闵杰较早地明确指出，“在红十字会传入之前，中国已经具有相当普及的社会救济组织，保持着历史悠久的慈善事业的传统，与红十字会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相通之处，这使红十字会的传入比其他事物较易为国人所接受”[2]。周秋光亦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以积德行善为优良传统，存在着接受红十字会的思想与社会基础”，所以“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中西慈善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3]。里夫斯、张建俅和池子华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不过，一旦继续追问这种基础在实践层面上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或者说怎样才能实现与红十字会的性质和形式相结合的问题时，这种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作为主要渠道的看法就显得过于笼统了。本文的研究表明，红十字会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这个过程，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中西慈善文化的相通性，而是有一条相当具体的依赖路径，即与标志着中国救荒事业重大发展的晚清义赈所提供的社会机制有着密切关联。 一、庚子之前倡设中国红十字会的话语脉络